婚姻途上坎坷路

金婚路上回头看

? 纪念结婚53年 王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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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留念

1969年10月26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龙潭山上，层林尽染。西地庄稼，金黄一片。

老亲古邻们，同学同事们，有的骑车，有的步行，络绎不绝来到王屯我家大院。

今天我结婚。

11点钟，汪喜美在她二嫂和姐姐陪伴下，爬山越岭，步行2.5公里，来到我家出嫁。

她，1、65米，长方脸、高鼻梁，双眼皮、柳叶眉，脑后梳两条辫子。上身穿浅绿色对襟黑领大绒短衣，下身穿灰色哔叽裤子，脚穿黑色牛质皮鞋，手腕上戴一块上海牌手表，显得朴素又不失风度。

为了适应“文革”形势，婚礼举办的十分简单。没有鞭炮声，没有锣鼓响，拜见过父母后，在一帮年轻人的簇拥下，我把媳妇领进了洞房。

洞房是在父母亲的房间里屋。由于多年失修，墙皮脱落。前些日子，我靠自己的双手，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用泥抹平，又糊上花窝纸。

洞房内北面放有一个躺箱，上面叠放着喜美随嫁4铺4盖和母亲给我准备的1铺1盖被褥，柜里放着喜美的陪嫁服装。门对面放着一张小桌，上边摆着喜美的化妆用品和一架陪嫁的上海产三五牌座钟，一台陪嫁的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摆放在小桌旁。

当时全国正处在备战时期，婚庆举办的也十分仓促。3天前我去了一趟大连，和当兵的哥哥商量我结婚的事，哥哥叫我回去等消息。走时给了我一件军装和一双棕色翻毛旧皮鞋，又花了8元钱在天百买了一条深蓝色哔叽裤子，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

25日上午，哥哥给我打来电话说星期日给他一天假。我时任公社副主任，在秘书那里领了两张结婚登记证后，便回家告诉了父母，通知了汪家，又安排叔伯兄弟到亲戚家传达消息。晚上，我找了几个青年，去汪沟把嫁妆抬过来。

婚宴就在我家大院进行。4个人一张桌，吃饭喝酒，谈天说地，好不热闹。由于准备的不够充分，饭菜不够了，又重新去做菜，做饭，弄的我十分尴尬。尽管如此，父母十分高兴，老儿子娶媳妇，完成最后一桩心事。

那时不兴收礼金，收了一大摞镜子和茶碗之类的东西。

晚上吃八大碗、闹洞房。深夜后客人都陆续离开。

第二天，母亲给两个媳妇做了分工，早晨喜美起床做饭，午饭有母亲协助嫂子做，晚饭有妯娌俩一起做。喜美每天到大队上班，嫂子在生产队果树组干活。父母照看哥哥三个孩子，并为我们料理家务。一家人和谐相处。

结婚住宅

第二年大女儿出生，有嫂子做接生，母亲伺候月子，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在月子里孩子因为吃了妈妈的火奶，脸部鼓起一个大疖子，疼痛不堪，喜美流着眼泪，强忍着孩子的哭声，找了不少偏方医治，用蟾蜍煳在孩子的脸上，没有凑效，只好到瓦房店住院做了手术。

8口人共同生活了3年，嫂子随军，哥哥的4口家搬到了大连。

我们一家继续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3年，二女、三女也陆续出生。当时喜美每天要抱着孩子走3里地上班，其中有一段山路。孩子大一点时放在家里有父母看护。

为了圆大学梦想，71年11月我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进入大连铁道学院。因为家庭困难，院领导安排我当一名兼职放映员，每月可得工资27、5元。家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不论我如何省吃俭用，只能勉强糊口。

父母亲都已过古稀，需要喜美照顾，家里有个大事小情要有喜美去出头搭理。一次父亲去生产队领粮，生产队长说没交钱不能给！喜美找到了大队领导，才得以解决。

一年夏天，阴雨连绵，复州河水涨到我家院里，喜美找来了叔叔和兄弟们，把父亲背到山上脱险，把母亲用车送到部队礼堂避难。一次母亲的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喜美找人用手推车把母亲送到得利寺车站，转乘火车到大连治疗。在几个月时间里，喜美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伺候父亲，一边要把家里事情管理好。

74年，驻村医生发现喜美脸色不正常，眼睛发黄，怕是患上肝炎。我听说后把喜美领到大连铁路医院，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住了院40天。那时医院管理很严，不能去病房看望，我去送食品、水果，只能从窗用绳吊上去。二女儿当时不满1周岁，夜里哭个不停，要吃奶，找妈妈，我和父母怎么哄也不好，哭累就睡了。当喜美问孩子怎么样时，我说挺好。出院那天，我把叔伯大嫂领来，接喜美出院，并和嫂子一起逛商店，一起照相留念。

我在铁路公安分处工作，这时喜美已调到公社企业当会计。我星期天回家，下火车我就到喜美单位找她，两人骑自行车回家一起走。我们俩曾多次代表父母参加双方亲戚家婚事，以加强亲戚之间的联系。

为了孩子能接受城市教育，1983年我家迁到大连。搬家前我把姐姐、外甥女户口办到我家，日常照顾父母。我每星期天回去看望。买米买面，买副食品，给父母以营养补充。买药，以治疗父亲的皮肤病。

春柳简易房

到大连后，喜美和孩子并没有得到幸福。开始借到一处简易房，有8平方米，5个人吃住在一个房间，睡在一张床上。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和农村基本一样。第一个寒假，我把孩子领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夜里喜美煤烟中毒，险些丧命，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表姐夫姜国顺把喜美安排到北京街道当会计。喜美每天打发完两个大孩子上学后，领着老三挤公交车，送到幼儿园后，自己再去上班。

一年后公安处给我一套简易房，虽然在火车道边，隆隆声不断，厕所离住处很远，但房子结构很好，不透风，不漏雨，我想在这里永远住下去。于是，启上院墙，盖起2间房，厕所也在屋里，还安装上暖气。电一年多才通上。有自来水管线，可是没有水通过，我就在水管上安装上一个手压泵，到半夜能压出水。托人买了个液化气罐做饭。冬天很冷，虽有土暖气，但北墙上挂满厚厚的一层霜。工资低，又买不到煤，同志帮我弄了点煤，我用自行车驮回家。

由于地处偏僻，家里被盗过两次，小偷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把孩子40元压腰钱拿走。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很困难，喜美听说啤酒可以治疗胃病，每天买回一瓶给我喝。

两年后单位分给我一套两室一厅二楼正规房，40平米，地址在胜利桥北先进街。这算是正式进城了。煤气、水电一应俱全。可是窗外就是民乐街道7层楼办公楼，屋里常年见不到阳光，阴天下雨，屋里伸手不见五指，下水道经常上返污水。喜美和孩子第一次来看房时，都十分高兴，拿起条篓就收拾卫生，但我心里不是滋味，没有分到好房，对不起喜美和孩子。但离市中心很近，星期天或晚饭后可以领着孩子逛商店，到中山广场看光景。

91年喜美在北京街道工作期间，由于严重贫血，晕倒在办公室，被同志送回家，我领她到铁路医院住院。手术那天，我去找大夫回来时，喜美已经推进了手术室，我后悔莫及，很是难过。

1992年，喜美随西岗区财经系统去广州考察，手提包被盗走，机票也丢失了，其他人都回来了，只剩她自己留在人生地不熟的改革开放前沿的大都市里，又第一次出远门，我十分焦急，也十分担心。喜美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明情况，我立即去找领导帮忙，很快联系上了广州车站站长，为喜美买了广州到北京的车票。我在北京站接到了经受一场惊吓的喜美。同时，我又联系上在北京当兵的侄子，开车拉我们去颐和园、天安门广场游览。

北京天安门

几年后，单位分给我一套地址在鞍山路旁，算是比较理想的房子，90平米。但5楼过高，又临近马路，出门就是川流不息、飞驰而过的汽车，很不安全。喜美上单位比较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我为了上班方便，花了2900元买了一台电动自行车，喜美没有提出反对，还每天早晚帮助我接送20斤重的电瓶上下楼，大大减轻了我的身心负担。喜美从北京街道财务科长岗位上退休后，自己又找到一份会计工作，干了几年后便回家休养了。

中山公园留念

2000年大连分局给我分了一套123平房子，地脚好，设备全，结构合理，南北落地窗，医院、商店、药店都在附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喜美满意，孩子高兴。从此成了我们的永久居住地。

回看过去，我和喜美结婚53年，结婚时我家很穷，她没有要一点彩礼，我家也没有给她买一样东西。到大连住的条件很差，搬了5次家。但她不嫌弃，不挑剔，没有怨言，尽心的孝敬公婆，耐心抚育孩子。能正确的处理家庭关系，不干预给姊妹们的资助。我们相互尊重，相互体贴。她经常给我买爱吃的东西，为了增强我身体免疫力，减少感冒，不惜花钱，多次给我买灵芝茶、蛋白粉、海参等营养品。日常还为我剪指甲、理发、抠耳朵。

喜美忠厚俭朴，心底善良，吃苦耐劳，与世无争，遇事有极强的忍耐性。我俩大事共商量，外事我做主，家事她决定，相濡以沫。

参加党员活动日

我们都已退休，有理想的住房，有较健康的身体，有退休金生活。孩子们夫妻恩爱，体贴关心，家庭和睦。三个外孙可亲可爱。逢年过节全家聚会，平时也常回家看看。姊妹间相互团结，互相帮助。一家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退休后还参加社会活动，加入社区合唱团，参加社区组织的创文明城市、文明祭祀、维持交通秩序等站岗巡逻活动，在黄昏路上携手前行。

忆往昔，我和喜美称不上罗曼蒂克婚姻，不乏算做一种特殊乡村爱情。

在龙潭小学上学时，我和汪福红在一个班，考试双双获得第一名。由于她聪明伶俐，打扮时尚，脚穿皮鞋，我们屯三个男生就经常逗她玩。

考入复县四中，我们分在一个班，这时她改名叫汪喜美。虽然是同乡，她住校，我走读，她很老实，寡言少语，我们彼此不相来往。初中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务农，我考入复县高中读书。

1964年我高中毕业，为了相应党的号召，也是家景困难，父亲有病，哥哥当兵，无条件再去读书，便回到农村，参加家乡建设。3个月后我被公社团委任命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我利用在学校作团工作的经验，为青年讲团课，号召青年向雷锋学习，发展积极分子入团，排练文艺节目，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汪喜美是积极参入者。她家距离大队有二里地，而且两面环山，途中没有人家，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她一个人坚持夜里在大山狭道上行走，到大队来排练节目，使我十分感动和敬佩。春节演出时她一曲“红梅赞”，唱响了龙潭大队，博得社员的热烈掌声。逐渐成为我工作中的骨干，被选为团支部干部。

她家是贫农出身，在辽沈战役、兵荒马乱时逃难回到老家汪沟。她的父亲曾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庶务科当过杂役工。

父亲忠厚老实，母亲贤惠善良，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是工人。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使我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在熟人的介绍下，我们心告不宣，在心里生长出爱情的萌芽。

我吸取了社会上千奇百怪婚姻家庭经验教训，以书面的方式向她提出10条要求。孝敬父母，身体健康，作风正派等，她表示愿意接受。

全家合影

66年11月，我俩海城社教工作回来不久，我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根据汪喜美的能力，辞去妇女队长职务，任命她为大队会计。我有意识培养她全面发展，指定她学会骑自行车，安排她在广播里读 纸，叫她去学校代课，还告诉她要学会烧饭，做针线活等。

龙潭大队人员复杂，上级曾从外地调来两任书记，都被撵走，我一切言行都必须小心谨慎，我和汪喜美的爱情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大部分都是书信交流，表面若无其事，公事公办。

我在大队工作了4年，社员们没有发现我和喜美的乌龙感情，就是四清在一个工作组，同志们也没有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我和汪喜美从恋爱，到结婚，在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圧马路的条件，没有逛商场的机会，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只有她一张美丽照片揣在我的怀里，闲暇时间拿出看看，以示对她的眷恋。

婚礼的匆忙举办，岳母曾难过的说:老姑娘出门子，一点准备都没有，也没有请亲戚邻居吃顿饭，还难过的流下了眼泪。我听说后觉得对不起岳父母大人，因为当时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结婚后，岳父母对女婿的关爱，汪家哥嫂、姐姐姐夫的无私帮助，为我们婚姻加上了一颗坚固的螺丝钉。我和喜美恩恩爱爱，坚如磐石的感情，以告慰岳父母的在天之灵。

度尽劫波夫妻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爱情共奏三部曲，白头偕老度晚秋。

? 2021年 10月26日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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