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杨柳坪的回忆（2/3）

丹巴杨柳坪的回忆
（2）

革什扎河支流竹子沟的山路的确险峻，但是水电院专家们通过实地勘察后，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避开其可能的威胁。于是，电厂进水口地址一举选定。

然后我们又陪同设计院刚从阿尔巴利亚回来、专门来到丹巴的专家，一起爬上杨柳坪预选厂房后面的高山，论证了地质和可能的高山湖泊（当地称“海子”）的安全性。从而选好了进水隧道、压力前池、厂址和尾水的位置和路线。

勘测认证杨柳坪后山（俯视下面可见办公区和宿舍区）论证地理安全性

这里我要尊敬地说：我们有幸遇到了优秀的、敢担当的鹿文华书记，在他的支持下，我们都变得敢想敢干敢担当，充满了贡献热情。

张玉宝老师对我的培养让我进入了一个全新专业领域，他是个工作狂，当时三十多还没成家，但丝毫不妨碍他拼命工作。

我想说，当时好多知识分子都这“德行”。

他多次带我去成都西门外他们院。他经常就把我当成了他院里的人。不限于杨柳坪电厂，让我接触了西康、达县朵石鼓、山台、映秀湾等十几个电厂的设计资料，甚至让我也参加一些计算和二次线路自动化设计。后来，又让我参加了他们院在汶川的映秀湾电厂（想这电厂在大地震时举世闻名吧）的施工好几个月。又利用我的专业特长，让我代表（冒充）设计院技术员到德阳东方电机厂监督映秀湾发电机的生产一个多月，这对我后来回武汉搞大电机制造打下了宝贵基础。

以后，在高山峡谷的杨柳坪电站的艰难设计和施工进行了好多年。曾祥炜以他比我更强的设计能力和工作态度，后来担任了更多的电站机械设计任务。而我从1970年后，主要从事现场施工。

除了工作，我们还满怀对山区的热爱，在鹿文华书记的鼓励下，业余成立了“杨柳坪电站宣传队”。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和宣传。矿工会的石宇、曹显荣同志都多次来杨柳坪为大家演唱。加之受到藏族音乐的影响，我也出现了一生中嗓音最好的岁月。我们学习和演唱了《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美酒献给共产党》、《唱歌要站在高山顶上唱》这样一些当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民歌。我又利用我在学校和家庭中的音乐底子，我还自己词曲创作了表演唱《你为电站做了什么》，在当时曾经影响很大。这以后，藏族歌舞不断得到大家喜爱和推广流传，为加深汉藏友谊起了很大作用。

工会曹显荣和张克蓉（会计）表演藏歌

我们建设电厂的工作是艰巨的，技术含量也很高，矿里组织了未来的运行工人去贵州清溪电站学习。而我属于基建，通过在工作中的学习，热情的投入，让我们度过了值得记忆的青春岁月。

1968年，我跟着部里从湖北应城石膏矿调来支援的工人师父朱渲，自行设计制造了多台不同型号的大流量轴流泵，一下解决了进水口和滚水坝施工的排水问题。这时我才深深体会懂得：原来在我国的基层普通劳动者中，竟有无数这么全面的、懂技术甚至懂理论的优秀工人。

朱师父对我特别器重甚至钟爱，我从他手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让我受用终生，这里不能一一细说。为了感恩，我将我的长子用了他的名字“渲”命名。

1970年与妻子方绍碧、长子曾渲摄于大渡河畔

电站机电组选择了一块比篮球场略小的作业区，建了一个有几台小车床、刨床的“加工车间”。除了加工操作，朱师父还带我们在外面的水泥地坪上教我们对大件划线、放样，自己制作了大量需要的重要配件和施工机具。

为了设备安装，他还系统教授了我们起重工的操作规程，包括绳索、钢丝绳的正确栓结方法。还曾带着我们好几次抢救过悬崖上坠落河坝的大机械和汽车。其中有一次是前来帮助“大寨”（一藏民乡）运送水力机械的解放军部队。

为了解决电焊机不足，我自告奋勇设计了一台相当于B330的交流焊机。但是要自己做时，我们没有硅钢片。于是，在鹿书记的支持鼓励下，我们大家用普通0.5钢板（包括大量边角料），用手动轧刀轧剪到尺寸。这里要说明的是：“技术革新”是不能占用上班时间的，所以我们基本都是自愿加班完成，好多人手都扎起了泡。

为了去掉铁皮的镀锌层，我和七十年代刚从哈尔滨分配来的大学生赵滨安一起，找到一处十几个平米的河滩，自己用硫酸清洗。我当时就发现他这个“学弟”化学基础概念清楚，稀释硫酸时熟练地“硫酸倒进水盆”操作，然后得意地看着我笑（他知道我在紧张地监视他，错了可要出大事）。

除了电焊机，我还在朱师父鼓励下自己设计制造了齿轮锯床、参加设计制作了楼房工地施工用十五吨几十米高的罐笼垂直运输机，还有十吨的悬臂吊。

时间有点交错，再回到早些时候。我从汶川电厂回来后，还被安排参加进水口工地的闸门制作，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对我焊工水平“已达到四级”的认可，我因此甚至有些兴奋。焊接难度较大，一般是爬坡立焊、倒焊和立、倒堆焊，为了质量，一段焊缝很少停下来，而且要合理选择下一条焊缝，以减少内应力。

当时凡是4小时“水下作业”（包括河道内和输水隧洞的掘进施工），会发给一两劳保白酒，而我们在进水口作业时，常常还会安排要加一个中班，这样一天就有三两酒。我本来不太爱喝酒，而且上脸，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也存下不少“酒票”。

为什么是“票”？

因为运输关系，矿里到成都运酒回来，解放牌货车一去一来是六天的车程，可是酒源和道路经常出现问题，供应不上，只好先“记账”等酒来了再发。

结果有一次“因祸得福”，我都有十几斤“积蓄”了，酒还是没来。哪知有一天，领导召集工人们解释后，做了一个决定：考虑到这么长时间运输的实际困难，酒不能按重量发那么多给大家了，打算每三两“劳保酒”用一两“五粮液”代替，“请大家谅解。”

这还需要“谅解”吗？欢呼都来不赢！于是我床底下摆了我和上铺同事的十来瓶“五粮液”。

你没看错。十来瓶“五粮液”！

那几天 ，连一些不大到工地的女生都参加进来，我们在进水口的工地“野餐”痛饮。我这最不能不喝酒的人，也曾“干杯”过，一餐最多喝下过创纪录三两。那美酒的滋味我至今没忘！

宣传队上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