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董并生：欧洲科学的中国源头
董并生：欧洲科学的中国源头
“近代科学之父”——“文艺复兴”的造神运动
1452年的4月15日达芬奇出生于名为芬奇的托斯卡纳小山镇，阿尔诺河流过的山谷附近，当时这个地方是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地。
“文艺复兴时代富于伟大的描述作品，这里面包罗了人生经验的全部。这时代的兴趣的范围，见之于一个人的种种成熟，他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就是那伟大的、全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雷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
“列奥纳多……幼年时他已经表现异常的才智，使他的同辈与后辈都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秀美的人材，优雅的态度，更是锦上添花，增进了他的思想与品格的力量。他对各种知识无不研究，对于各种艺术无不擅长。他是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且在每一学科里他都登峰造极。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纪录。他的成就虽已非常，但与他所开拓的新领域，他对于基本原理的把握，以及他对每一学科中的真正研究方法的洞察力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如果说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方面的前驱，列奥纳多就是其他部门的开路先锋。……在他看来，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实验，是科学的独一无二的真方法。……列奥纳多是从实用方面接近科学的。正是由于这个幸运的情况，他的治学态度才那样的富于现代精神。为了要满足他的各种技艺的需要，他才去做实验，晚年时他对知识的渴求竟胜过对艺术的爱好，他作为画家，因而不能不研究光学的定律，眼睛的构造，人体解剖的细节以及雀鸟的飞翔。他作为民用及军事工程师，因而不能不正视一些只有了解动力学和静力学的原理才能解决的问题。亚里斯多德的意见，对于修改一幅不合画法的绘画，引水灌溉或攻取设防城市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在这些问题上，事物的实际情况，比无所不知的希腊人对于事物的实际情况应该怎样的意见，要重要得多。”[2]
“但列奥纳多也是哲学家，我们把他的思想方式和前一代的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见有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差不多完全摆脱了神学的成见。罗吉尔·培根虽然爱好研究，也仍然以为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真正顶点与归宿，并且毫不怀疑一切学术如果了解得正确，必定不会与当时的主要教义发生抵触。但列奥纳多却用完全不存成见的态度去推理。在他偶然论及神学的时候，他也对于教会制度中的恶习与不合理的地方坦白地、轻松地加以攻击。他自己的哲学好象是唯心主义的泛神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到处都看见宇宙的活生生的精神。但他又抱着伟大思想家的持平态度，看到不相干的恶下面的善，接受了基本的基督教义，作为他的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可见的外在形式。他说，‘我把圣经放在手边，因为它是最高的真理。’他是君子，也是伟人，他绝没有破坏偶像论者的狂热。他生在教庭既开明又讲人道的那个短短的时期里。当时一切迹象好象都说明就要出现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天主教，既准许人们虚诚地信仰基本信条，也准许人们保持思想自由。这个梦想不久便成泡影，罗马教会日益反动，思想自由不能不通过路德所开创的不足取的粗暴方法缓慢而艰苦地争夺回来。列奥纳多死后五十年，再要保持他那样的态度，就不可能了。”[3]
“在文艺复兴时代，画家、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职业是不分的。一位画家也许会受他的城市或君主之召，也许出于自愿，来铸铜象、大建教堂、排泄积潦或围攻城镇。大匠总要懂得物料的性质，以及处理它们的手段。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必须晓得所有这些，并且还要多许多；他必须有意识地仿照古代，把几何学和力学灌注到他的工作里去。雷奥纳多·达·芬奇作为艺术家和博物学者，已经达到最高的境界了，而在这范围内也显示了他的最大才能。例如，当他向米兰公爵自荐时，就提起他所能制造的若干军用器械，最后还说，‘在绘画方面，我也不弱于别人。’从他的笔记簿里，可以看出他怎样敏锐地研究金属工作和机器工作的各项操作，而他自己又怎样成为第一位力学和流体力学大家。虽然注定失败，他的最伟大的尝试是想做到机械飞行——这是工程研究中的一件杰作，要观察鸟类并结合制造模型、计算和按实际大小的试验。
雷奥纳多设计了并绘成了差不多不计其数的巧妙机械，从辗压机到可移动的挖河机。……”[4]
在欧洲学者们的笔下，说是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小镇上，在蒙昧的精神状态的笼罩下，忽然就出现了一位名叫雷奥纳多·达·芬奇的“伟大的、全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说是他发明了差不多供任何用途的机器，并把它们绘制得精良无比。达芬奇本人于是就成了“文艺复兴”造神运动所塑造的一尊“西方神圣”。
作为“全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达芬奇、不过是一则神话
“他能发明差不多供任何用途的机器，并把它们绘制得精良无比，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更绝无一件，真会起作用，即使他真能弄到足够的钱来制造它们的话。文艺复兴时代的工程师缺少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数量的知识，又没有象蒸汽机那样的原动机，事实上绝不能超越传统实践的限度。他的影响在机器发展上并不大，而是给学术界一种深刻观念，即自然界的种种操作可用机械来阐明。”[5]
原来达芬奇绘制了大量的“机械制图”，并提出“机械原理”，在天文、物理、光学、数学、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为近代科学的形成奠定了最早的基础不过是一则神话。
达芬奇的所有发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更绝无一件，真会起作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行万里路”，孟席斯环球考察“地理大发现”遗迹
为了探索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的船队与足迹早已遍布了包括新大陆的整个世界的历史真相，英国历史学家、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跟随哥伦布、狄亚斯、拉布拉尔和达迦马的航迹行遍世界。他造访了一百二十个国家，并到九百多个博物馆与图书馆与中世纪末期的各大海港收集资料。
“过去十年来，我和朋友去那些仿佛遥不可及的地方——我们攀越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沿着亚马逊流域航行，长途跋涉巴塔哥尼亚的冰川以及玻利维亚高耸入云的阿尔蒂普拉诺（编按：西班牙语，意谓高原）。2005年，我们从塞维亚出发走过白银之路（译按：即Silver Way，西班牙西部一条南北向的古代贸易通道），从当年西班牙征服者航向新世界的地方出发，往北抵他们的家园埃斯特雷马杜拉。”[6]
无意间、孟席斯发现蹊跷线索：中世纪的“水泵”
“沿途我们探访了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出生与成长的城镇，托雷多是其中之一，艾尔·葛雷柯曾以精湛的技艺将此城美景尽收画底。而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这座设防山城用来从远远底下的河流汲水的中世纪泵。”[7]
“托雷多”是一座小山城，山城里一座老建筑摩尔式宫殿里举办一个特别展览，陈列着达芬奇及其马德里抄本，主要作品是达芬奇发明的水泵、引水渠、水闸和运河——这些都和这座小山城密切相关。
作为“发明家”的达芬奇
我们所了解的达芬奇是一名全能的发明家。达芬奇被作为中世纪这座小山城的水利设施“发明人”，发明了水泵、引水渠、水闸和运河也很正常。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名画家、达芬奇是从哪里得来这些农机水利机械知识的呢？
“托雷多”小山城的“水利设施”展览中有一则说明：“达文西（达芬奇）着手进行水道的透彻分析。1490年在帕维亚（译按：意大利城镇）邂逅法兰西斯柯·迪乔治，对达文西的训练而言是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达文西要写有关水的论文。”[8]
原来，达芬奇之所以能够发明这些水利设施，是因为邂逅了一位神秘人物“法兰西斯柯·迪乔治”！
“法兰西斯柯·迪乔治”何许人也？
“研究达文西的专家，拉迪斯劳·雷提博士（Dr. Ladislao Reti），曾对法兰西斯柯·迪乔治·马汀尼所著〈论工程暨其抄袭者〉（“Treatise on Engineering and Its Plagiarists”）一文有以下评论：
法兰西斯柯·迪乔治·马汀尼（一四三九~一五〇一）这位伟大的锡耶纳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师，跟他同年代的几位工匠一样，也对机械装置的研究与发展感兴趣。这很符合当时依然盛行的维特鲁威传统（Vitruvian tradition）。他的工程学专著至今仍鲜为人知，主要致力于民用与军事建筑，里面有数百张各式战争器械的插图，虽然小，但是画得十分精美，还有起重机、磨坊、水泵等等。……有关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艺术与建筑作品，虽然已有一些研究发表，但是他在科技方面的作品，后人偶尔才会注意到。”[9]
达芬奇收藏过迪乔治的著作《论民用和军事建筑》
雷提博士随后列出了收藏迪乔治的《论民用和军事建筑》（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civile e militare）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然后继续说道：
还有一份不完整的手稿（佛罗伦斯「国立中央图书馆」与锡耶纳市立图书馆所藏副本），一度为李奥纳多·达文西所有。这份手稿日后特别重要，是因为达文西加了旁注和素描；手稿目前是在佛罗伦斯的罗伦佐图书馆[10]。此外，有几篇论文及其图画的旧副本也在意大利其他的图书馆被发现，这反映出法兰西斯柯之作品在早期所引发的关注。
这些论文手稿，特别是关于机械工程学与工艺学的部分，一直未被充分地研究或完整地发表。直到一八四一年，卡洛·普罗米（Carlo Promis）利用萨卢佐（Saluzzo）拥有的那份抄本，第一次发表了该论文[11]后，学者才获得对于法兰西斯柯·迪乔治·马汀尼之作品相当准确的描述。……
达芬奇的作品「B手稿」与迪乔治著作内容完全一致
“然后雷提博士列出该论文的内容：
在这些对开本中，我们可以找出不下五十种各类型的磨粉和辊轧机，包括了卧式风车……锯木厂、打桩机、重量输送机，以及各种绞车和起重机；滚柱轴承和抗摩擦装置；机械车……许多的水泵和扬水装置。……和一个非常有趣的扬水机或扬泥机，一定是离心泵的原型。……[法兰西斯柯]描述了原始的进攻和防御的战争器械，包括有后座液压系统的枪。还有潜水和游泳装置，内容几乎与李奥纳多·达文西画的B手稿完全一致。[13]
很显然地，法兰西斯柯·迪乔治是个创新精神令人惊异的设计者和工程师。他的著作《论民用和军事建筑》目前仍然有几个版本。我和马塞拉已经研究过在佛罗伦斯的副本，这个副本一度由达文西（达芬奇）拥有并加以注解。我们被他那一系列的图画所震惊：对我们来说，达文西似乎是位完美的立体绘画员，他把迪乔治的机械图拿过来，画出更好的图。达文西（达芬奇）在我们眼中的角色改变了；他是第一流的插画家，而不是发明家。因为就我们所知，他所有的机械几乎早就被法兰西斯柯·迪乔治发明出来了。”[14]
迪乔治的著作哪里来？
“迪乔治是一个大肆抄袭者。以下有八个例子是他掠夺塔科拉的作品，而迪乔治自己却从未承认。
迪乔治有一张倒塌的塔楼图，几乎与塔科拉的一模一样；迪乔治也同样地复制塔科拉的水下泳者和马背上的骑士（见《一四三四》网站）。
迪乔治的图画晚于塔科拉的，他采用了与塔科拉同样独特的投石机。他的能把纵向动力转化成横向动力的起重机与磨坊，以及轮桨船，是复制塔科拉的，他的测量距离的装置、重锤式轮与牛转泵亦然。在我们的《一四三四》网站上有多个例子。”[15]
欧洲技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马里奥诺?塔科拉”
“从一四三〇年到他去世的一四五四年间，塔科拉创作了一系列惊人的图画，出版成为两个合集《论发动机》（De ingeneis，四部）与《论机械》（De machinis），以及一补遗。他的主题涵盖范围相当了不起。《论发动机》的第一部包含港口、斗式泵、骑马的炮手、熔炉的风箱、水下潜水员、漂洗厂和虹吸管。第二部的特点在储水池、柱塞泵、龙、带有士兵的两栖式机动车辆，以及用牛拉的酒吧。第三部包括链泵、潮汐磨坊、变速升降机、绞车、采石机、回收下沉圆柱的浮选机、施工用起重机、机械梯、风帆车和水陆两用车。在第四部中，他着眼于三角测量、隧道工程、拔桩的机器、寻宝工具、风车与水磨，猴子、大象、骆驼的画像，投石机、装甲船、桨轮船、屋桁托梁和反光镜。《论发动机》之后有《论机械》（约一四三八），主要是一册军事器械的图画（详见第十九章）。
普拉格和斯卡利亚形容塔科拉在欧洲技术的发展上是一个关键人物。在他们看来，塔科拉结束了中世纪许多工艺行业的长期停滞，他的《论发动机》成为大家争相仿效的起始点。”[16]
“马里奥诺?塔科拉”其人其事
“塔科拉于一三八二年二月四日在佛罗伦斯附近的锡耶纳受洗命名。他的父亲是一个葡萄酒经销商，姊姊法兰西斯卡（Francesca）嫁给家境殷实的丝绸商人。
为了易于保卫，锡耶纳建造在一座小山上，下面的土地是沼泽地，所以取得乾净的淡水和沼泽的排水是持续必需的工作。因此自然而然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就要熟悉引水渠、喷泉、输水干管和水泵，以及那些部署来保护城市的中世纪的武器——投石器等等。
锡耶纳过去是个繁荣的城市，但受到南方的罗马与北方的佛罗伦斯的威胁。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锡耶纳是一个「自由城市」，但西吉斯蒙德皇帝（Sigismund）太软弱，无力保护锡耶纳。（在塔科拉的年代，皇帝正忙于胡斯战争[theHussite war]）
一四〇八年，塔科拉与皮革商人的女儿麦当娜·那纳（Madonna Nanna）结婚，这使他的社会阶层有所提升。一四一〇年，他被提名进入锡耶纳法官和公证人同业公会，在那里接受了六或七年的学徒训练。他似乎经常考不及格。一四二四年，塔科拉成为一个著名的慈善机构「慈善会所」（Casa di Misericordia）的秘书，这个职位也担任了十年。因此，那些造访锡耶纳的有力人士他应该都认识——例如教皇尤金四世、莱昂·巴提斯塔·阿尔贝蒂（在一四四三年），还有佛罗伦斯人布鲁内莱斯基与托斯卡内利。
一四二七年，塔科拉开始写技术性的笔记本，包含他「殚精竭虑」所获得的那些知识。如同普拉格（Prager）和斯卡利亚（Scaglia）的说明，塔科拉在其笔记本中早期所记载的都是有关锡耶纳的防御工事和港口的运作。”[17]
一个小山城办事员神奇地画出了划时代的“机械制图”？
“塔克拉住在锡耶纳，是个公共工程管理员，他从来没有见过海，也没有打过仗，但他却可以绘制各式各样的海上机械——桨轮船、蛙人、沉船起重机，以及火药武器，甚至还有制作火药与设计一架直升机的先进方法。
看来每一幅技术图都是发轫于塔克拉，日后经过迪乔治与达芬奇加以改良的。……意大利偏远山城一个的办事员，既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如何画出这些惊人的机器的技术图示？”[18]
“一个小山城的办事员，怎么会突然创作出来这样大范围的发明的图册，其中包括当时在锡耶纳知之甚少的直升机与军事器械？”[19]
科学史专家的见解
“普拉格和斯卡利亚这两位依我看来是研究塔科拉的泰斗，他们认为《论发动机》的第一和第二部大约是在一四二九至一四三三年出版。塔科拉大约在一四三四年或一四三八年开始第三和第四部，并一直工作到一四五四年他去世为止；《论机械》是一四三八年以后开始的，而附加图画则是在一四三五年左右。
塔科拉的图画在一四三五年后肯定被迪乔治增补过。保罗·加卢齐（Paolo Galluzzi）在其绝妙之作《发明的艺术：李奥纳多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The Art of Invention: Leonardo and Renaissance Engineers）中写道：
塔科拉的签名手稿《论发动机》第一、二部的最末几页有法兰西斯柯·迪乔治所做的一系列注释和图画（图二十六）。没有文件能更佳地体现出锡耶纳工程研究的传统之连续性。这些注释和图画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快照，抓住塔科拉与法兰西斯柯·迪乔治薪火相传的真实片刻。（Galluzzi,Art ofInvention,p.35.）
这个历史镜头的复制品，经佛罗伦斯的科学史博物馆附设图书档案馆（Istituto e Museo di Storia della Scienza）慨然许可，在我们的《一四三四》网站上看得到。所以眼下我们可以说达文西有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机械书籍，而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机械书籍则是改编自塔科拉的图画。”[20]
达芬奇所绘“机械图纸”与中国早期“机械图纸”如出一辙
“比较达文西[21]的机械与中国早期的机械，可以看出它们非常相似，包括齿轮与大齿轮、棘轮、梢钉和轴、凸轮和凸轮形摇杆、飞轮、曲轴系统、脚镣、辐条车轮、轱辘、链条装置、吊桥、分段的拱桥、等高线图、降落伞、热气球、直升机、多管机关枪、可拆卸式大砲、装甲车、石弩、大砲与射石砲、浆轮船、水平旋转式桥、印刷机、里程表、罗盘和圆规、运河和水闸。
即使是达文西（达芬奇）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就像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也会好奇，他的作品酷似中国的工程学，是否纯属巧合？1434年中国人的来访与六十年后达文西的设计之间难道有任何关联吗？
……不管达文西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身处的文艺复兴时期随处可见中国的影响。例如，阿尔贝蒂应用透视画法于绘画与建筑学上的书籍。阿尔贝蒂的著作基础是来自于中国用以解释太阳系的数学。以中国的赤道系统取代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黄道坐标系统，是与古代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决裂，推翻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权威。”[22]
“塔科拉和迪乔治所「发明」和画出的轴、轮及曲柄，每一种变化在《农书》里都有图示。这展现在用于鼓风炉的卧式水动力涡轮。此种复杂和精密的机械有一个卧式水驱动轮连接一条传动皮带。传动皮带提供副轴动力，该轴通过滑轮衔接到一个连着曲柄接头的偏心曲柄，并且推动（通过摇摆滚轮和活塞杆）一只风箱，将空气打入炉中。
正如李约瑟所言：‘这里显示的是重机械中从旋转的转换到纵向往复运动，藉由后来蒸汽机特有的经典方法，功率传输开始，但是往相反方向产生。因此，这项机械装置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的蒸汽动力的形态起源。’
依我判定，塔科拉和迪乔治所描述的每一个类型之动力传输都见于《农书》。《一四三四》网站上有几个例子。
迪乔治的圆柱起重机利用到啮合齿轮、直角齿轮、风车与纹钉滚筒。
迪乔治在有操纵杆的货车插图（小手稿Codicetto）上，显示了一个曲柄臂安上连杆，而且啮合齿轮把横向动力转成纵向动力。
塔科拉的可逆式起重机图（《论发动机》）有平齿与啮合齿轮，将横向动力转成纵向动力，连同一个差动绞盘和平衡锤。塔科拉也是这样设计。
「带有叶片的立式水轮」说明了藉由啮合齿轮、曲柄和连杆、凸轮和凸轮从动件以及直角齿轮，将纵向动力转成横向动力。
迪乔治的链泵是以兽力的卧式水轮来运转，具有轮辐上的筒、偏心柄、斗式泵以及连续传动皮带。”[23]
迪乔治抄袭了“塔科拉”和中国元代著作《农书》
“迪乔治抄袭了塔科拉和《农书》，这可以由加卢齐下面的一段话得到支持：
法兰西斯柯的四个基本类别的机械表现出一些有趣之新特色。首先，列入文字解说，用要点文字说明旨趣、原料与尺寸方面的数据、特别的建造限制以及特殊的应用，加强了机械装置的图示（《农书》里面有文字解说）。……在一些磨坊的图画上，他对齿、轮和小齿轮半径之间的关系采用定量分析。
有关磨坊的章节大大地扩增至五十八种单独项目。……在《论民用与军事建筑》第一册有关泵的章节同样地也有扩增，探讨了大量的这种装置。相反地，有关货车与‘拖曳和起重装置’的章节减少。……特别是吊起和搬运圆柱和方尖塔的机械数量更是大幅削减。缩小讨论每种机械型态之基本例子，这个趋势在所谓第二稿的作品（《论民用与军事建筑》第二册）里益发地展现出来。……只有十张磨坊的插图留存，但现在它们完全是依照所用之能源加以排列：上射式戽斗水轮、卧式桨（a ritrecine）轮、横轴式风车、有飞轮承载金属球的曲轴（a frucatoio）磨坊、人力的与兽力的磨坊（三种不同的传输系统之设计），最后有马提供动力的踏车（二种设计；一种是牲畜从里面转动轮子，另一种是牲畜在外轮缘施加压力）。[24]
加卢齐接着说：
因此，《论民用与军事建筑》连续的草图追踪法兰西斯柯之工艺方法的进展，从可能极大量的例子，到少数「类型」的定义。它们每一种都体现了特定技术系统的基本原则，然后基本原则可变化无穷以适应不同工匠的需求。（迪乔治本人也在《论民用与军事建筑》第二册中证实）‘我们就此结束施工工程中有关拖曳重物之工具的章节，因为从这些人们可以轻易地引申出其他的。’[25]
我的看法是迪乔治以复制《农书》中的兽力的机械开始，接着他从《农书》复制中国利用卧式和立式水轮的基本的水动力机械，之后他改造《农书》的卧式和立式水轮，为各式磨坊和泵提供动力——就如同加卢齐所形容的。
他使用《农书》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凭藉啮合齿轮使水力由横向的转化成纵向的。迪乔治透过大小不同的齿轮来改变功率系数，又透过凸轮轴及摇臂轴承来改变方向，以便设计一批水力的与兽力的锯木厂，以及各种抽水系统。
加卢齐成功地总结了迪乔治所作的修改；迪乔治自己说：‘从这些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引申出其他的。’”[26]
达芬奇“机械图纸”是抄袭中国元代《农书》的“三传手”
“达文西（达芬奇）之机械是迪乔治之机械的一流图解副本和改良版。他运用其敏锐的头脑洞察这些机械的本质，他没有把这些机械当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奇之作，而视其为诸多零件之组合体。根据加卢齐的说法，达文西能够理解从数量有限的机制可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机械，他把这定义为“机械的原理”。正如加卢齐所言，他对机械和人体的解剖学观察，被珍藏在一系列标示着现代科学图解之诞生的精巧图画中。
借由比较达文西（达芬奇）的图画与《农书》，我们已经证实了达文西精采地加以图解的每一个机械的原理，中国人在比较简单的手册上早就用图说明过了。”[27]
达芬奇的“发明”抄袭自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著作《论民用和军事建筑》，而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作品又是从马里奥诺?塔科拉那里抄袭来的，马里奥诺?塔科拉则抄袭自中国元代的活字版《农书》。
“三传手”抄袭简历示意
达芬奇 → 迪乔治 → 塔克拉 → 王祯《农书》（1313年元代活字本）
西方“科学革命”发端的关键人物——“马里奥诺?塔科拉”
从1430年到1454年间，塔科拉创作了一系列惊人的图画，集结出版了划时代的科技著作《论发动机》（De ingeneis，四部）与《论机械》（De machinis）及其补遗。学者认为塔科拉在欧洲技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论发动机》为开风气之作，成为大家争相仿效的起始点。
原来西方“科学革命”发端的排头兵，既不是牛顿，也不是伽利略或达芬奇，而是中世纪小镇这位不为人知的、名叫“马里奥诺?塔科拉”的神秘人物。
在这位神秘的排头兵背后，隐藏着的秘密是中国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
《农书》是怎样一部书？其来历如何？
王祯《农书》自序：“农, 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 或授之饥; 一女不织, 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 首重农, 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 至纤至悉。祯不揆愚陋, 搜辑旧闻, 为集三十有七, 为目二百有七十。呜呼备矣! 躬任民事者, 倘有取于斯欤!皇庆癸丑三月望日 东鲁王祯书”
《农书》的内容：从流传至今的库本及民间刻本来看，王祯《农书》有十三万六千余字, 插图约二百八十幅。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桑通诀》，包括有农业史和耕垦、灌溉、收获、蚕缫等农业科技；第二部分为《百谷谱》分论了粮菜果木的栽培方法；第三部分为《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和精华, 主要描绘了农具农机图, 并附有文字说明, 为农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图象资料。“在我国古代农学著述当中，本书算是篇幅比较大而价值也比较高的一种。全书十三万余言，插图二百八十余幅，除了估计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两节以外，仍然保存完整。”[28]
《农书》的编纂目的：“躬任民事者，倘有取于斯欤！”为了给负责社会产业的官员们提供无偿的科技知识。这里反映出来中国文化思想与西方专利观念完全不同的思想路线。
就是这样一部朴实的中国科技著作，辗转流传到佛罗伦萨，因其图文并茂，被少数西方知识分子依样画葫芦、并当成是自己的“发明专利”传播开来，催生了西方的“科学革命”。
佛罗伦斯学者大量复制来自中国的各类知识
“佛罗伦斯数学家们似乎是从中国人那里复制了不少知识，数量之多，如今让我开始感到不安——关于数学、测量学、透视制图学和密码学，塔科拉、法兰西斯柯·迪乔治和阿尔贝蒂从《数书九章》复制；雷乔蒙塔纳斯复制郭守敬在球面三角学方面的成果；托斯卡内利和库萨的尼可拉斯复制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成果。我可以解释一本或两本中国的小册子流入威尼斯人和佛罗伦斯人手中——但这么多，又是如此广泛的不同领域？似乎过于巧合——不大可能是真的！另一方面，有关托斯卡内利的知识转移的证据无疑是真实的——有地图为证，骗不了人。
不只看李约瑟的描述，眼下，去看中国的原著似乎是合理的。难道这些都被以某种方式断章取义？或许也有许多中国的发明从来没有被欧洲人复制。或许那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巧合。伊恩·哈德森（Ian Hudson）负责我们的研究团队和网站的工作已有五年之久，他自愿前往中国，上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图书馆去检阅我认为欧洲人曾复制的那些原著。
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我们所知——首先，塔科拉、迪乔治、雷乔蒙塔纳斯、阿尔贝蒂、李奥纳多·达文西（达芬奇）‘发明的’所有事物似乎已见于当时的中国书籍，特别是星历表、地图、数学论著以及民用和军事器械的作品。因此，转移是如何发生的？”[30]
“近代科学”概念随“文艺复兴”而来
“在近代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知识仍然被视为一个整体；哲学这个术语广泛使用来指称任何一种探索，不管是后来狭隘意义上的科学探索还是哲学探索。然而，这些变化已经发生。近代科学先驱者们的数学和实验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分化成精密科学即实验验证的科学和纯思辩的哲学。……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31]
欧洲“文艺复兴”之火既由中国点燃，西方“近代科学”也因中国影响而来。
西方“近代科学”的中国源头
被“神学”统治的千年黑暗的中世纪自身，生长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的源头既不在古罗马，更不在“古希腊”。
达?芬奇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要在古今人物中选择一位来代表文艺复兴的真精神的话，我们一定会指出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巨人。”[32]
达芬奇（1452年4月15日-1519年5月2日）是西方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先行者，他提出“理论脱离实践是最大的不幸”，“实践应以好的理论为基础”的方法，后来得到了伽利略的继承，并由英国哲学家培根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为近代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发明创造开辟了道路。
“追随托斯卡内利和雷乔蒙塔纳斯的欧洲人，是将他们的天文学建立在中国的、而非希腊的基础上。越来越多达文西（达芬奇）的发明似乎早就由中国人发明出来了。”[33]
“哥白尼的理论认为「地球每天绕自己的轴自转，每年绕静止的太阳公转」直接抄袭雷乔蒙塔纳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诺埃尔?斯瓦德罗的研究论文《哥白尼行星理论初稿与起源》，在缜密的文章中用1543年哥白尼向教皇做的有趣的解释作为开头，当他出版了革命性著作《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告诉教皇保罗三世他极不情愿发表这项理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因为怕受到民众的讥笑。他说他不愿意，「不仅仅是9年，已经有4个9年了」，即大约从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编案：全名为《天文学概要》）之后的日子。……结果——哥白尼采用雷乔蒙塔纳斯的《概要》第十一卷，其中包含导致哥白尼的革命性理论的分析。”[34]
“借由比较郑和的《星历表》与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我们可以约略了解到雷乔蒙塔纳斯透过托斯卡内利（而不是透过希腊和阿拉伯的天文学家）从中国人那儿继承的一部分东西。……
青纳等人宣称有30万笔数字、费时31年完成的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是使用经过观测后修正的阿方索（希腊的/阿拉伯的）星表的结果。如果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根据阿方索星表，它们将无法预测太阳、月球和行星的位置，也少了足够的精确度来预测日月食乃至经度，因为阿方索星表是奠基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宇宙体系，把地球当成宇宙的中心，而且行星是绕地球转动的。
雷乔蒙塔纳斯很了解，是用旧的阿方索星表是无益的。他在自己的1475-1531年历书中指出，阿方索星表里的1475-1531的56年间，有30年的复活节（在天主教教会里最重要的一天）日期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郑和的《星历表》则是以郭守敬为基础，这仰赖对地球与行星绕着太阳系的中心——太阳旋转的真正了解。……在雷乔蒙塔纳斯去世后多年，哥伦布、韦斯普奇等人真的利用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来预测日月食、纬度和经度。……雷乔蒙塔纳斯一定从托斯卡内利那儿获得他的资料。……
自1474年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出版后，欧洲人首次可以计算纬度和经度，知道他们在海上的位置，到达新世界，精确地将它标示在图上，并且安全地返回家园——这是一场海洋探险的革命。”[35]
中国的天文学才是欧洲近代天文学的基础
“正如在1434年之后，亚里斯多德的/托勒密的宇宙规范被束之高阁，阿拉伯的天文学方法和天文导航也无法幸免。阿拉伯的系统，连同其方位星座标系统与仰赖黄道，在1269年由扎马鲁丁传入北京，它仅持续了9年。郭守敬在1276年奉命制定《授时历》之后，他就舍弃了阿拉伯黄道坐标，并且创造了简仪，后来库隆的尼可拉斯和雷乔蒙塔纳斯都使用过。
赤基黄道仪被引进欧洲后，星盘，阿拉伯和欧洲的天文学家曾倾其毕生算术于此，也跟着失宠了。郭守敬的赤基黄道仪——欧洲现代仪器如天文罗盘的先驱——至今尚存于世。从那时开始，欧洲天文学家就仿效中国的方法。”[36]
中国 “日心说”从1434年《授时历》传入欧洲，经过百余年的发酵，到1543年由哥白尼抄袭并发表《天体运行论》，对欧洲学术与思想产生巨大冲击波。
简而言之，从所谓“文艺复兴”的欧洲人文主义时期开始，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无不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实事求是的实践理性观念为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达芬奇绘制的大量“机械制图”，提出的“机械原理”源于中国元代的《农书》，在天文、物理、光学、数学、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源于中国元朝的“授时历”，影响到西方的宇宙观。
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基础“在中国都做出来了”
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J.E.斯威策的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者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37]
科学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文化的强项，然而中国古人非常睿智，从不夸大科学的作用，将其限制在工具的定义上。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大量广泛存在，但因为它只是工具而已，因此在图书分类中属于经史子集四部的子部的技术工具门类，非常合理。在古代的中国，科学属于博物的范畴，技术则属于百工的范畴，科学家是博物君子，技术人员则称为匠人。此人很有技术水平，就说他独具匠心。
遗憾的是，爱因斯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西方科学的基础在中国都做出来了”说得对；但另一方面他还是蒙在鼓里，还相信有一个“古希腊”的存在，相信“古希腊”有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相信在十五世纪有一个独自创立的“实验科学体系”。
欧洲人所编的故事中至少有“三位”欧几里得
第一，苏格拉底（Socrates）弟子雅典人欧几里得；
第二，亚历山大利亚（埃及）人欧几里得；
据说后来的人们认为亚历山大利亚（埃及）人欧几里得才是编纂《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何许人也？
现代世界，只要受到过中学程度教育的人，没有不知道欧几里得的，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的。
然而，有谁知道关于欧几里得的确切生平呢？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受到过何等教育？等等，却无人知晓。关于欧几里得的生平事迹，没有任何确切的史料可资考据。当代世界上最权威的科技史专家萨顿说：我们对他的了解非常之少，而这点寥寥无几的知识，还是推测性的，并且是在后世的出版物中得来的。
“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主要著作《几何原本》（Elements of geometry）,但是，我们对他本人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我们的了解非常之少，而这点寥寥无几的知识还是推论性的，并且是从后来的出版物中得来的。……有关欧几里得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不得而知。我们之所以称他为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得（Euclid of Alexandria），乃是因为亚历山大城是唯一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与他相关的城市。”[40]
不得已，萨顿勉强称之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因为关于这位“西方神圣”的故事都围绕着这座非洲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而展开。
欧几里得所接受的学术传统来自何方？
“他可能是在雅典接受教育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是在柏拉图学园得到了数学训练。在公元年4世纪，学园是一所杰出的讲授数学的学校，而且是他唯一可以很顺利地获得他所拥有的所有知识的地方。当战争和政治混乱等大变动使得在雅典工作的困难增加时，他去了亚历山大城。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期间，而且也许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期间，他活跃于这里。”
既是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人，却又跑到雅典去求学。
在这里，当代世界最权威的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说：“他可能是在雅典受教育的”。什么是“可能”？“可能”就是不确定。说到底，最多是一个假定。
萨顿接着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是在柏拉图学园得到了数学训练。”在假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假定“如果是这样”，那一定就是在“柏拉图学园”。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萨顿的观念里，“柏拉图学园”是他唯一可能“获得他所拥有的所有知识的地方”。这样一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可以与“古希腊学术传统”沾边了。
然而，从本书考述的情况来看，所谓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完全是虚构中的虚构，这样一来，西方学统中《几何原本》的来历就成了问题中的问题。
汉译本《几何原本》（耶诞1607年）
《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天文算法类）：“《几何原本》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西洋人欧几里得撰，利玛窦旁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欧几里得，未详何时人，据利玛窦序，云中古闻士。……又案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且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闻，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据利玛窦汉译本序，《几何原本》为欧几里得的作品，而欧几里得据说是西方中古的一位名人（闻士）。
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乃至中古，吾西庠特出一闻士，名曰欧几里得，修几何之学，迈胜先士而开迪后进，其道益光，所制作甚众甚精，生平著书了无一语可疑惑者，其《几何原本》一书，尤确而当。”[41]
《几何原本》的汉译者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证言：欧几里得为中古人士，而利玛窦所得到的《几何原本》是拉丁文的评注本。
据说“利玛窦在罗马便师从克拉维乌斯（Clavius,1537-1612A.D.德籍耶稣会名学者，即利玛窦所称的丁先生）学习过后者所著的拉丁文评注本。”[42]而拉丁文《几何原本》据说来自阿拉伯译本。
十二世纪《几何原本》发现于阿拉伯说之疑点
按照通行的说法，《几何原本》最早的版本为阿拉伯译本。“欧氏《原本》于十二世纪初被欧洲基督教学者，在阿拉伯世界发现译本，并转译为拉丁文，很快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一门显学。”[43]
欧洲人伪造“古希腊”手稿，找不到有关该所伪造手稿的出处时，往往绕一个圈子，说某某手稿经阿拉伯语重重翻译、再回传到欧洲地区翻译成拉丁语文献。然而，7世纪之后才有了统一的阿拉伯语，并且阿拉伯语主要是用来传播伊斯兰教的，用阿拉伯语保存古希腊文献，根本说不通。
“由阿拉伯人以其名义而奉献的代数学，其中包括这些向我们揭示了希腊思想的「胡人」前往中国那里（只能是前往那里）寻求的中国式的代数学。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使西方中国化了。”[44]
共济会伪造历史时曾加入“欧几里得”的内容
“1723年，安德森的《共济会宪章》出版了。该宪章包含了一段简短但引人入胜的共济会历史，可供所有会所使用。这段历史从圣经中的人物亚当说起，列举了直到1723年期间最重要的创始人。这段历史中也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文明，例如古埃及、希腊与罗马帝国等。根据安德森的历史，在罗马帝国被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打败之后，皇家艺术（即「共济会」）历经法国来到英国。法国国王查尔斯·马特尔对共济会的传播有突出贡献。虽然相关的文献记录已被推毁，但据称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阿瑟尔斯坦是将共济会传播到英国的重要人物，其子埃德温在约克郡成了总会，并成为总会长。安德森在这段历史中加入了许多其他的历史人物，包括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维特鲁威与奥古斯塔斯（据说是一位总会长），以作点缀，同时也描述了许多重要的建筑和建筑风格。不出所料，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所罗门圣殿。”[45]
欧几里得《原本》中的重要公理或定理有与《墨经》雷同者
“商高定理的发现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发现同时或更早，古老的《墨经》也表明《原本》的若干重要公理或定理，在中国也曾被独立发现，而关于圆周率的密率计算，中国也长期领先于中世纪的欧洲。”[46]
欧洲人承认“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大大晚于中国的“勾股定理”
“确实，中国人比希腊的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城撰写几何原理前还几个世纪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康熙皇帝曾告诉御前的最博学、最明达的传教士之一帕尔南神甫，在3960多年前，禹帝曾利用直角三角形的原理来测定一个省的地理位置；帕尔南神甫本人还引证过一本公元前1100年写的书，表明西方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那个著名的理论是中国人很久以来便已熟知的一个定理。”[47]
帕尔南神甫是著名的欧洲来华传教士，当时的来华传教士站在欧洲学术思想的前端，帕尔南神甫所承认的事实代表当时欧洲认识的最高水平。
欧几里得《原本》“毕达哥拉斯定理”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出于中国文献《周髀算经》，为几何学的核心定理。
《周髀算经》：“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科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方圆。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所谓“毕达哥拉斯定理”其实是中国“勾股定理”的翻版。
“勾股定理”在古代天文学中的应用：“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长。候勾六尺，即取竹，空经一寸，长八尺，捕影而观之，室正掩日，而日应空之孔。由此观之，率八十寸而得径寸，故此勾为首，以髀为股，从髀至日下六万里而髀无影，从此以上至日，则八万里。”（《周髀算经》）
“勾股定理”是人们认识宇宙中形的规律的自然起点，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的第九章即为“勾股术”，并且整体上呈现出明确的算法和应用性特点，而作为勾股定理翻版的欧几里得《原本》第一章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则仅仅是纯粹推理的形式，显示了剽窃时的窘况。
“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说是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发明的，可是毕达哥拉斯的著作什么也没有流传下来，关于他的种种事迹都是后人的传说，真伪难辨。
爱因斯坦所指西方科学基础之二：「系统的实验」正是中国科学的长项
与西方夸大科学的作用，将科学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进行崇拜不同，中国文化将科学作为工具，在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中将其归于“子部”，非常正确。
现代科学的起源必须考虑“实践和知识”两个方面
“要充分了解现代科学怎样开始，就必须考虑在文艺复兴时代中开始的实践和知识两方面的转变。科学史作家通常只重视后者，因此，把整个转变或者看成是据不证自明的第一前提，从拙劣的论辩转变到健全的论辩，或者看成是对显然的事实，作较仔细的观察和较正确的估价。这两种解释都不充分，因为都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技术和科学进步的时间和地点都相吻合，再则也因为科学上所关怀的问题和社会上各控制集团所关心的技术问题也恰相吻合。另一方面，如只考虑这些技术兴趣，也是不够的。思想上的态度，以及对物质的关怀都必须顾到。……”[48]
这里著名科学史学者贝尔纳所述“实践和知识两方面”中“实践”的方面，正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古诗所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写照。
贝尔纳提出：「科学革命」三个阶段
“为了便于了解新科学的创立的实际过程，可以把科学革命的全时期分成三个阶段，并为便利起见可称为：
文艺复兴阶段，1440－1540年；
宗教战争阶段，1540－1650年；
和王政复辟阶段，1650－90年。
……
第一阶段（7.1－7.3）在政治范围内包括了文艺复兴、航海大事、宗教改革以及一些战事，这些战事结束了意大利的政治自由，并导致出现一个作为第一世界强国的西班牙。
在第二阶段（7.4－7.6），美洲和东方国家对欧洲贸易和掠夺的开放所引起的结果，在震撼欧洲全部经济的物价危机中开始感觉到了。……。
第三阶段（7.7－7.9）是政治上的妥协时期，虽然诸政府是君主制的，但在所有在经济方面正发展的国家里，政权命脉都为大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不顾凡尔赛（Versailles）大君的威风，荷兰人竟开了这个时期的风气。在不列颠，这个阶段标志着君主立宪以及商业和工业迅速发展的开端。”[49]
在这里，第一个阶段所谓“文艺复兴”，实际上由来自中国的火种点燃；所谓“航海大事”，其目的是为了到东方寻找地上的天国——中国，发现新大陆者手里拿着来自中国的海图；而“宗教改革”实际上是由于中国印刷术的推广，才成为可能的。
第二个阶段，西方开拓美洲和东方世界，使用了来自中国的航海术、指南针，使用由中国发明的火药，以实现其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
第三个阶段，所谓“君主制阶段”，实际上是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欧洲本来并不曾有过帝王的概念，拉丁语中所谓“皇帝”（imperator）一词，其原意并不是什么皇帝、大帝，只不过是“将军”的意思。
“凡尔赛宫是法国的象征，路易十四是法国的化身，令人十分羡慕并意欲模仿的法国也是历史上神权君主的最好范例。也许路易从未真正说过：「L’état c’est moi」（「朕即国家」），但是，这句话清晰地概括出路易对自己角色的自信。”[50]
原来「科学革命」起源的三个阶段，都与中国的影响密不可分。
科学“归纳法”是中国人的发明
“恒慕义[Hummel(1)]指出，归纳法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首先是由中国人在语音学领域中阐明的。”[51]
欧洲“科学革命”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就是“归纳法”，在欧洲当时天主教统制思想的背景之下，没有外来新鲜空气的影响和刺激，“归纳法”不可有发挥的余地。
在中国大学问的背景之下，科学成为“格致”之学，虽云“小道”，利用“归纳法”进行科学技术实践活动，正是中国科学几千年间的社会现实。
伽利略——西方“近代科学之父”
“文艺复兴以后，在人心中沸腾着的某些伟大思想，终于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的划时代的工作中，得到实际的结果。列奥纳多在他所考虑过的无数题目中，已经预兆了现代科学精神。哥白尼在思想世界发起了一场革命。吉尔伯特说明了实验方法怎样可以增加知识。但在伽利略身上，新精神比前人更进了一步。”[52]
伽利略·伽利莱也是佛洛伦萨人
“意大利一直是古典学术复兴的舞台。也是在意大利，伽利略和他的追随者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当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消散的时候，意大利分裂成许多共和国和公国，它们为了争权夺利，时而挑起战争，时而诉诸比较温和形式的竞争。这些小国的主要生计是商业和工业。在应用了航海罗盘和地理图表以后，意大利的水手开辟了相当规模的通往地中海东部各国和岛屿的航线。……当然，意大利在更早一些的时期就已取得了远为重大的成就——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不朽诗篇、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全才、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至善至美的艺术。”[53]
伽利略与前此欧洲匠人有何不同？
“伽利略真可算是第一位近代人物；我们读他的著作，本能地感觉畅快；我们知道他已经达到了至今还在应用的物理科学方法。过去，人们总是先采纳一个完备的和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和经院哲学都有这样的特色，现在，伽利略放弃了这种方法。事实不再是从权威的和理性的综合中推演出来的了，也不必再符合于这种权威的和理性的综合了，像在经院哲学中那样；事实甚至不再是靠这种综合来取得意义了，像在刻卜勒的头脑中那样。由观察或实验得来的每个事实及其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推论都按照本来面目被人接受，不管人们怎样想把自然界一下子收服在理性的管辖之下。许多孤立的事实的协和是慢慢显露出来的，围绕着每个事实的窄小的知识范围，零散地发生接触，也许就融合成一个较大的范围。可是，要把所有的科学的和哲学的知识融合成一个更高的、统摄一切的统一体，即使还不是绝不可能的，也须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中世纪经院哲学是理性的；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前者崇拜人的理性，在权威规定的界限内活动；后者接受无情的事实，不管它是否合于理性。”[54]
第一、文艺复兴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为佛罗伦萨人，被称为西方“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也出现于佛罗伦萨这座小镇，绝非偶然。原来中国点燃欧洲文艺复兴之火的核心地区就是佛罗伦萨!
第三、伽利略的实验方法与中国科学的方法最为接近。在伽利略之前，欧洲人的观念受基督教影响，从先验的体系出发，演绎出一个知识体系；而从伽利略开始，则一切从经验出发，随后逐渐归纳出一个知识体系。其特点是实验科学，而实验科学正是中国科学的长处。
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九章第三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1][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1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2][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62-16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3][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63-16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4][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2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5][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2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7][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8][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9][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90-29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0]（LaurenzianaLibrary）(Codex Mediceo Laurenziano 361 formerly Ashb.361 [293])
[11]（《论民用和军事建筑》，普罗米编篡[二卷，杜林，一八四一]）
[12]（Reti,「Francescodi Giorgio Martini’s Treatise,」p.288）；转引自[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93-296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3]（Reti,「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s Treatise,」p.290）
[14][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96-29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5][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30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300-301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7][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299-300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8][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8-9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9][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01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0][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01-30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1]达芬奇台湾译名为：达文西。
[22][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284-28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3][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08-310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4][法兰西斯柯图示的所有这些磨坊都出现在《农书》里。]（Galluzzi,Artof Invention,p.42-43）
[25]（Galluzzi,Art ofInvention,p.44）
[2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10-31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7][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14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8]王祯《农书》校者说明，见1966年中华书局《农书》点校本
[29]参看王祯《农书》校者说明，见1966年中华书局《农书》点校本
[30][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72-27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1][英]亚·沃尔夫《十六、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第1版
[32][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33][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33、27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4][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392-39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5][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48-252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54-25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7]该信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载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1卷第57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第1版
[38]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上册第246页，三联书店2011年10月第1版
[39][美]乔治·萨顿《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中译本第45-47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40]同上
[4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2]同上第293页
[4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4][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译本上册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第1版
[45][英]罗伯特·库珀《共济会密码》中译本第124页，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46]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7]见帕尔南神甫致多尔图·德·梅朗书信集《奇鸿益雁录》第21卷，第109页，定理指毕达哥拉斯定理提出的勾股定理---译者。转引自[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卷第24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2008年5月6刷
[48][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11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49][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12-21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50][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2册第11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
[5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导论第149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52][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94-195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53][英]亚·沃尔夫《十六、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上册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第1版
[54][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95-196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