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墨重彩重现大庆油田发现的过程，若感动不了您，只能怪我没写好

01 解放前的石油也

1859年8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的石油溪旁，德雷克用蒸汽机驱动一台冲击钻机打油井，当打到21米深时，钻出了油流；然后，他又用蒸汽机驱动泵抽取井下之油，日出油20来桶（3吨左右），人们把这口商业油井称之为“德雷克井”。自此，现代石油工业的帷幕正式徐徐拉开。8月27日，后人称之为“石油工业的诞生日”，“德雷克井”所在的地方被定为世界石油工业的诞生地。

1877年，在福建总督沈葆桢主持下，自美购入顿钻钻机一部，聘二名美国钻井技师指导，在台湾苗栗的出磺坑钻凿挖井（该坑原已自出油，量少），钻至300多米深，每日可取油1500公斤，未及一年，因井枯而罢；出磺坑后来发现有深部气藏，转而以产气为主，兼产凝析油。出磺坑油井比美国德雷克油井晚2年，是东亚第一口现代意义上的油井，德雷克井早已停产，而它至今还在产出，因此一口非常具历史意义与纪念价值的油气井。

1907年2月，大清陕西官府聘请日本技师，在陕北延长县西门外七里村勘定了井位。4月安装机器，6月5日开钻，因钻机是日本人用过的旧钻机，故障多，效率低。9月10日钻到81米处，出油而完井；日产石油1至1.5吨，以小铜釜提炼，日可得灯油12.5千克，产品经检及运销西安等地试用，烟微光白，不逊洋油。这是我国石油工业的“陆上第一井”。

1909年，新疆商务总局在独山子钻凿了新疆第一口工业油井 ，开新疆近代石油工业之先河。

1913年底，北洋政府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中美办油矿合同》，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 决定合作开采陕北延长、热河承德等处的油矿。美方组织了一个专家团和地质勘测队伍，从我国的山东窜到河南，经过陕西再到甘肃，绕到河北后再奔到东北地区，利用先进技术与设备到处找石油，其中于1915～1917年在最有希望出油的陕北地区，打了7口钻井，可惜耗资不菲却收获不大，而其他地方几乎没看到丁点儿油苗。最后，中美合办油矿之事不了了之。

这个美国的地质队伍中的权威克拉普（Clapp）和富勒(Fuller)下了定论，中国的这些地方都是陆相地层及其相关的淡水地层，基本产不出石油，即使零散发现石油，提炼成本也极其高昂，没有任何开采价值。

20年代，西方盛行海相生油结论，坚信地球上所有产油层几乎皆存在于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美国是当时高端科学技术的翘楚，美国专家的结论等于宣判了中国天生就是贫油地区，根本生产不出大量石油来。

1934年春，民国政府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延长钻井4口，在永坪钻井3口，两地各有一口出油，日产2-3吨；至此，延长石油有了一定的量产。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接收了延长石油厂； 1940年，陕北军民不畏困难，在“陆上第一井”的北边半山坡上钻出了170米深的“起家井”，初日产量1.6吨。

对陕北根据地来说，产量不多的石油非常金贵，油厂职工珍惜每一滴油，用土办法研制了汽油、煤油、蜡烛、蜡片、擦枪油、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延长石油成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1939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支援了一批钻机、设备的情况下，民国政府在甘肃玉门老君庙打出了当地的第一口工业油井，拉开了玉门油田开发的序幕。1948年，玉门石油年产量达到7.8万吨，创了历史新高，而当年全中国石油年产量也才不过10万吨上下。玉门油田的开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为解放后的建设、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另外，新疆那边的石油业也有了动静。1936年至1943年，新疆地方政府与苏联合作，在独山子进行石油开采和炼制，独山子油矿成为当时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齐名的三大油矿之一，原油年产量最高达到7321吨。1943年至1949年，独山子油矿经历了甘肃油矿局乌苏油矿筹备处和新疆“三区”革命政府经营管理两个时期，采油、炼油生产时断时续，产量时起时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独山子油矿仅有职工150名，2口出油井，日产原油3至5吨。

另一方面，日本人从1905年东北日俄战争结束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40年间，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在广袤的东北大地寻找石油，可是并没找到有开采价值的工业油流；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在辽宁抚顺搞起了两个碳矿制油工厂，从油页岩了提取石油；尽管制油成本高昂，但极端缺油的日本人，还是投巨资搞起，最高峰时，年产油25万吨。日本投降撤退前，将油厂设施摧毁殆尽，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人断言，以后中国人只能在东、西制炼油厂里种高粱了。抚顺解放后，两个碳矿制油工厂回到了人民手中，并开始重整大修，先后恢复性生产，由于、技术、设备、人才原因，产量并不大。

以上就是我国解放前有关石油开采、生产的大致情况，看了不免令人唏嘘不已。更要命的是中国一直顶着个“贫油国”的大帽，普遍不被世人看好。

02 建国初期的石油情况

全国解放后，此前在华经营石油数十年的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彻底退出了中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打仗和工业发展计划让新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大增，虽有苏联石油的进口支撑，但不能自给自足始终是个大隐患。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石油禁运，想以此遏制中国，削弱中国的战争能力。美国经济学家预言：石油短缺，红色中国经济机器也许会在某一天的早晨骤然停止运转；美国军事学家声称：石油短缺，中国军队撑不住一场防御性的战争。

1950 年4 月,燃料工业部下设了石油管理总局，下辖西北、东北、西南等局。燃料工业部邀请30 位地质专家进行座谈，征询有关中国石油资源的前景和勘查方向。

这些专家大佬包括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顾功叙、刘国昌等大佬，他们大多是海归，有丰富的理论和实战经验；专家们指出：除原来己知的陕、甘、青、新、川的油气资源外,中国的东北、西南、中南和华北广大地区都可能蕴藏石油,但考虑到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应该把原有的工作、基建较好的地区作为勘查的重点， 同时有计划地进行广泛的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专家说这些话，也不是无根无据无理由。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质疑了外国人的“中国贫油论”，他在相关文章中谈到，“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 1941年，还是留学生的石油地质学家潘钟祥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第一次系统而又科学地阐述了陆相生油理论，认为地大物博的中国肯定蕴藏着大量石油；1943年，地质学家黄汲清在新疆进行地质调查后，也认为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后来，翁文波、谢家荣等人在预测中国石油远景时，都曾将东北视为有希望的地区。

中国学者在解放前，已用专业理论驳斥了所谓的“中国贫油论”，然而，理论需要实践的验证，新中国更迫切地期待着大油田的发现。

这次会议虽没有确定对东北地区进行勘探,但是东北地区可能有石油的观点已明确提了出来。

为什么只说是可能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前的近40年里，日本人在东北大地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寻找战略资源石油，结果找了个寂寞，除零星发现些油苗、沥青、油页岩外，根本未发现有工业油流，因此，大部分专家都比较谨慎，在未做详细的踏勘普查、试钻开采前，都不敢武断判定东北大地一定有油。至于日本人在东北苦逼找油的详细过程，可参见前一期爆文：《历史戏弄：日本在东北忙乎40年，愣是没找到石油，否则麻烦太大了》，有18万人看过该文。

1952年，国家地质部成立，各路爱国人才立刻汇聚而来，李四光出任部长，何长工任副部长、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也调入地质部，具体组织和指导地质部系统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谢家荣任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黄汲清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

李四光成名很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独树一帜，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多年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基于扭动构造体系控油理论，他认为中国大地应该存有几百个储油构造，深信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

理论上中国大地上可能有很多石油，但如何找到，还必须尽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自1907年延长打出陆上第一口油井以来，40多年了，根本没发现过稍微大点的油田，过程中也不乏努力过，包括美、日、苏（俄）他们也曾毫无结果地处心积虑找油。

唯有英雄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新中国的地质石油人就是豪气,偏偏不信邪，一定要战天斗地，非得在祖国的土地上挖出个大石油来。

1952年3月，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给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写了《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 告》，并转呈朱德总司令。

康世恩何许人也？竟如此的大胆和勇气。

河北人康世恩，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次年全国抗日爆发后就加入了八路军，经过战火考验，迅速成长起来；1949年，他率领一个装甲团解放了玉门油矿，随即转任油矿军事总代表，迅速改变玉门油矿面貌，接着升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从此一生都与石油结缘。

在当时交通、通信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仅仅只用12天， 告就得到周总理亲笔批示、毛主席点头认可。可见在新中国初创时期，石油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心中分量有多重要，需求有多迫切。
正在陕南剿匪的西北军区原19军第57师，奉毛主席之令在汉中就地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率全师官兵7747人全部转业到石油战线；当年“八一”建军节那天，他们举行了庄严的阅兵仪式后，从此踏上为共和国找石油之路，为新中国波澜壮阔的石油工业写下了壮美篇章。　

改编后的石油工程第一师，原师部机关编为石油工程师机关；原170团开始定名为石油师一团，后更名为石油师钻井教导团，去了陕北延安；

原171团定名为石油二团，奔赴甘肃玉门油田，组成了玉门矿务局基建工程处；原172团定名为石油三团，后更名为汽车运输团，进而与兰州石油运输总站合并，组成了酒泉运输处。
当时，石油师官兵有句形象化的比喻：“一团钻，二团炼，三团开着汽车转”。中国石油工程师的历史性分工，日后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石油工人。这些优秀的钻井工、优秀的炼油工和优秀的汽车驾驶员，在祖国石油会战的战场上转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苏联的技术、设备、人员的大力支持下，随着石油师的加入，玉门油田经过紧张的修复、扩建，1953年全年原油产量达1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然而，当时全国原油年产量也只仅有43.5万吨，这个产量仅仅能满足社会生产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缺口部分还得从老大哥苏联那边进口解决。

日历万机的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我国石油事业，在制定“一五”计划前，又特地向李四光咨询了石油的有关问题；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垂询，李四光明确回答，中国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

为了振兴民族石油工业，1953年到1957年的“一五”计划里 ，石油与农业、交通运输并列为发展的三大重点。国家集中力量加快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建设，到了1957年，玉门油田的原油年产量达到了75.54万吨，占当年全国石油总产量的八成。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甘肃玉门建成。

即便如此，“一五”计划结束时，石油工业部仍是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要尴尬有多尴尬。

到了1959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了373万吨，主要产自大西北的玉门玉田（140万吨）和新发现不久的克拉玛依油田，以及延长油矿先后大力扩充的永坪油田和延长油田。

建国9年了，我国石油的自给率还仅四成，仍要进口大量石油满足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需求，当时国内急需的高级航空燃料油全部依赖进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公交车因为缺油不得不背着“煤气包”。

国内产量本来就不多，但无效的消耗且很大，一车成品油从西北用大车运到经济较好且急需用油的东部，数千公里跑下来，除掉自耗和损耗，竟然只剩下三分之二。

那些年里，仅有的较大收获是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新疆独山子油矿早在民国时期已小批量产，其附近有个叫“黑油山”的地方，系由地下冒油后形成的沥青小山坡，可惜的是很久以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中苏石油公司开始在新疆普查勘探，后来才关注到了此地，遂开始钻探，1955年获工业油气流。1956年投入试采，年产原油1.6万吨。至1960年达163.6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39%，超过了玉门玉田的产量，摘得桂冠。

殊不知，这顶桂冠还没捂热，便被斜刺里杀出的那个东北大油田（大庆油田）夺走了。

那么，令全世界瞩目、国人欢呼，具有重大历史贡献意义的大庆油田又是如何来到人世间的呢？只能说，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下面就详细说说大庆油田奇幻般的发现过程。

03 猛人来了

1951年，地质学家刘国昌就对东北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附近的沥青进行过调查。1953年1—4月，根据当地群众的 矿消息，东北石油管理局派宗丕声等人到黑龙江尚志县进行过三次油苗调查。同年6月,石油管理局地质处又派邱振馨等人两次前往调查。谢家荣在1953年6月根据各种资料分析判断，指出东北平原有很广阔的含油气远景， “松辽平原（或松辽盆地）”的提法就是他的首创。

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以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A. 特拉菲姆克为首的专家，在我国进行了为期5个月考察，在考查 告中谈到：松辽平原这个地区无疑值得给予以极大的重视，要开展区域普查，对最有远景的构造进行详查。

有了苏联和国内各专家的建议，石油管理总局随后在东北组织了4次调查活动,分别对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地区、阜新盆地、阜新、北票等地的油页岩地质、油苗情况进行摸排调查，证实了多处地方有油苗和沥青。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参加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召集的座谈会，会整整开了一天，李四光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的长篇 告。 告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 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并提出应该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

李四光还说：“我认为提出下面两点，对我们的石油勘探工作有很大关系。一是关于沉积的条件；二是关于地质构造的条件。这两点不是孤立的，当然是有联系的。”接着，他明确指出：“可以这样考虑：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原苏联专家特拉菲姆克和莫西也夫赞同李四光的见解，支持在东北、华北进行区域物探和钻探工作。这是从战略、理论上首次指出东北平原为石油资源勘探远景区。

1954年底，谢家荣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将其分为三大类共20个含油气区域，松辽平原被列为8个“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气苗分布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之一。谢家荣多次反复强调了东北平原的含油远景。

1954年12月, 为了彻底扭转石油勘探的落后局面，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地质部承担石油与天然气的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燃料工业部承担详查细测和钻探开发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科学研究工作。党和国家这一重要决策，使我国石油普查工作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随之，地质部把原固体矿产普查委改为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将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列为重点。普委的主任委员由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兼任,刘毅、黄汲清、谢家荣任常务委员、刘毅还兼任党组书记和办公室主任。李奔是办公室的副主任。黄汲清、谢家荣实际上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副部长何长工（1956年后接任地质部党组书记）还自告奋勇，愿多抓一点石油地质工作。

从1955年起，普委的任务全面转为对全国油气资源进行勘探。在当年的1月20日至2月11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制定了石油天然气普查方针 与任务，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增加储量和开拓远景。谢家荣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 告《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他在会上提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他极力反对当时惯用的方法，即只在发现油苗的附近及地质研究程度高的地点作详查及钻探。

2 月 1 7 日，《人民日 》发表题为《我国今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道，全国地质、石油人为此欢欣鼓舞。

按照会议精神，地质部遂组建新疆、柴达木、 鄂尔多斯、四川、华北等 5 个石油普查大队，组织大批队伍，分赴各地进行石油普查，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定下的普查目标中并没有东北地区。

谢家荣和黄汲清他们几乎是天天没日没夜地亲自部署全国各地的项目，编审计划，拟定工作方法，并赴野外实地考察、指导工作。但他们俩还是对东北大地还是放不下心，决定紧急做补救措施，他们有一次强烈提出要上马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

到了6月份，谢家荣和黄汲清让苏云山收集资料并起草了一份《松辽平原石油踏勘任务书》，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其中特别强调提出了顺松花江两岸进行踏勘的建议。

两份文件这次先后得到普委和地质部同意，以普委的名义送达东北地质局。

1955 年8月起,东北地质局派北大地质系毕业、年轻的韩景行等6 人組成踏勘组，吹响了松辽石油勘查战略序曲。他们一行风餐露宿，只用简陋的设备勘标了从吉林市顺松花江至陶赖昭，长春沿长大线以东及大黑山山脉以西的中新生代地层。韩景行是最早进入松辽盆地内部找油的地质师，后来出任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的大队长兼总地质师，堪称是了解松辽盆地地质情况的权威。

让我们看看韩景行他们是怎么踏勘的。

8月中旬，6名二三十岁的年轻地质师从吉林市哈达湾租了两条渔船，沿着松花江顺流而下；时值初秋，松花江碧波荡漾，两岸美景不断，年轻人兴致高昂，开始了松辽盆地最早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为什么要沿着松花江找油？主要原因是：松辽平原几乎都被厚厚的黑土掩盖，只有大江大河切割冲刷过的地方才能比较容易地看到岩石露头，通过岩石露头，才能推断地下是否具备形成油矿的地质条件和环境。

两条小木船时拼时分，既是交通工具，又是食宿场所，一行人挤在不过几平方米的空间内，白天以舟代步寻找岩石露头，夜里停泊在江中沙洲，借着烛光汇总、交流一天的情况和收获。偶尔，捕到几尾鲜鱼，捡到几枚鸟蛋，便是大家难得的“大餐”。

两条小木船在松花江上一漂就是一个多月，9月底，东北的天气已经转凉，韩景行一行人在国庆之夜弃船登岸，沿着哈沈铁路两侧的盆地边缘，徒步继续他们的野外踏勘，一直坚持到北风呼啸、大雪封山、无法踏勘的12月中旬，才依依不舍地结束工作，其斗志、勇气、毅力真是太顽强了。

踏勘小组，首先在东三道沟和闵家屯附近，发现了含有丰富介形虫化石的岩石，敲开灰色泥岩，嗅到很浓油味和沥青臭，浸泡在氯仿溶液中呈深黄色。大家高兴得惊跳起来，高喊着：发现了！发现油气显示了！

接着踏勘小组乘胜追击，在第二松花江南岸边老哨沟车站附近的冲沟中，又发现了具有油味，外观呈“芝麻饼”状的富含介形虫化石的陆相地层，它就是最早建立和命名的白垩—第三纪“松花江统”，是埋在松辽盆地里的主要沉积层，但已非原先设想中所能找到的海相沉积。

后来，长期从事松辽盆地油气勘查的高工曲福生，对韩景行他们此行的重大发现是给了非常高的评价，声称：“是松辽盆地油气勘查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揭开了蒙在松辽盆地头上的神秘面纱，促进了松辽盆地油气勘查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韩景行在稍后形成的勘探 中，欢欣鼓舞地写道：“我们在一些沟壑中发现多处可能属于白垩纪或第三纪的紫红色砂泥岩和黑、灰、绿等色泥页岩……尤其重要的是在灰、绿色泥页岩中有很浓的油味，呈‘芝麻饼’状的介形虫页岩和鱼子状泥灰岩薄层，他们具有荧光反应，推断可能是生油层。”最后， 告得出了大胆的结论：松辽盆地应该而且可以找油藏，建议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

面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找矿找油好势头，当年的7月30日，国家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分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周总理亲自点将，任命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李聚奎为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部长，毛主席还面授他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去抓石油工业的指示。老红军李聚奎感动的同时，更知道自己的责任之大、意义之深。

同时到石油部的还有西北来的康世恩，任部长助理。重担在身的康世恩对石油专业求知若渴，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他曾率中国石油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因太爱提问，被苏联人笑称为“问题专家”。

部长和助理都是军人出生，干起活来就是雷厉风行。他俩先主抓了当时刚发现的黑油山油田（后来依维语“黑油山”的发音改称克拉玛依油田），随后，重点投入东北找油的伟大行动中。

1956年2月1日，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乘胜前进，扩大普查规模，地质部将在12个地区组织 14 支石油勘探普查大队和西藏黑河中队、90 支地质大队、24 支物探大队、29 支浅钻队，进行石油普查和部分详查细测。会议专题听取了松辽平原踏勘组的 告，李四光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议期间，陈云副总理找李四光谈话，详细询问石油地质普查情况。李四光在同地质部其他领导同志和石油工业部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之后，于2月4日就“如何在总结过去所获得的勘探成果的基础上，在选定的油区内迅速发现油田，从而对我国天然石油远景作出可靠的评价问题”，专题向陈云副总理作了书面 告。

同样在2 月，石油工业部也召开第一次全国普查工作会议，对当年及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

当年3 月，陈云又召见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探意见时指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区。康世恩在随后的石油工业部会议上，提出将全国主要含油地区分为三类，松辽平原划入最要要的第三类地区。

有了松辽平原初步的石油地质踏勘结果和高层的重视、支持，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等人很是开心；地质部决定组成松辽石油普查大队、112物探队和904 航测队，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对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1956 年下半年,“普委”改组为地质部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总工程师，谢家荣转入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1956—1957 年间,在全松辽平原进行了1:1000000的航空磁测和地面重力概查，完成成了横贯全平原的3 条电测深剖面；在平原边缘及内部有少量漏头的地区,进行了地质路线调查，配合进行了一些深度在130-1000米的钻探，以揭露下伏地层，验证物探资料。

通过地质、重磁力、电法、地震等物探和浅钻等多工种协同作战的方法，获得了比较丰富、系统而扎实的区域性资料。初步证明了松辽平原是一个大型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将其分为东部隆起物、中部坳陷带、西部斜坡带的构造单元，并初步建立了地层层序，除侏罗纪外,白垩系松花江群应是主要的生储油岩系，松花江群的沉积旋回特征，表明是一组良好的生、储、盖结合，以凹陷较深、沉积较厚之处最为理想，出油概率最大。

1957年3月8日，黄继清在地质部召开第三次全国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作《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的初步意见》的 告，重点提到并肯定了松辽平原的石油的油气勘探工作，对找到油田充满信心和激情。

这里，顺带得提一下贡献良多的匈牙利地震队。

当时，匈牙利的Etvos研究所的石油地震队世界知名，我国请该地震队来中国西部帮忙做地震找油，并培训中国作地震方法的技术人员。于是有了鄂尔多斯中匈技术合作队116物探队。1956年底时，Etvos所地震队在西部的工作已做完，但合同期未满。顾功叙跑去找谢家荣、黄汲清、刘毅，想留这个队伍再选一地区干活。鉴于当时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普查已取得进展，于是谢、黄、刘决定，将中匈合作的116地震物探队调到松辽平原。1957年年初，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有了非常有帮助的发现。

到了1957 年冬，地质部在东北的各支队伍先后发现了包括黑龙江大同镇在内的13个可能储油结构，遂做出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

地质部在原调兵遣将基础上，不顾冰天雪地，再紧急调柴达木 205 物探队、四川 303 队重力队和电法队以及，日夜飞奔松辽平原，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地质部这边紧锣密鼓、干得起劲，石油部那边也不甘落后，迎头赶上。

1 9 5 7 年 3 月，石油工业部从西安地质调查处抽调地质师邱中建（后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等7人，成立了松辽平原地质专题研究队，编号也为116队。中心任务是搜集松辽平原以往地质资料及地球物理资料，整理汇编各项综合性图幅进行研究，提出该盆地的初步含油评价与下一步工作的意见。

邱中建他们先对北京地区各机构存放的相关资料的进行了系统调查，这些机构包括地质部全国资料局，石油部资料室，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煤炭部，国家测绘总局等，发现松辽盆地周围地质资料丰富，内容庞杂，解放前后均有。包括日本人的资料；区域地质、地层方面的资料；构造方面的资料；油气苗调查资料；煤田地质方面的资料；综合找矿及土壤地理、水文地质方面的资料；地球物理勘探方面的资料等。而（松辽）盆地内部地质资料却十分贫乏，只有早期线路地质调查的资料和地质部物探及地质概查的资料。

邱中建他们在石油工业部顶层的一间办公室阅读了两个多月，才把海量的资料过了一遍。他们没有见到中外科技人员于建国前在松辽盆地内部进行石油调查或钻探油井的确切记载，也没有查到在安达萨尔图地区有日本人钻过数百米井深的确切记载。因此，他们可以认为1949年以前，在松辽盆地内部没有正式开展过油气勘探工作， 不排除这些地方有大油气的可能。

邱中建116队人员随后来到在东北大地，几乎踏遍了松辽盆地各处地方，他们调查、勘测，收集、补充、整理了几大麻袋的详实资料，目的仅有一个：找石油。

同年，石油部编制了松辽平原及周围地区的含油远景图，从生、储、盖、圈闭等条件出发，判断松辽平原是一个远景极大的含有石油地区，这结论和地质部的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1957年石油部勘探工作会议就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塔里木、吐鲁番、黔桂、松辽、六盘山5个地区安排工作力量，进行区域勘探，寻找油田。

1958年2月，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成都召集石油部和地质部领导开石油促进会，27日、28日的整整两个上午，他听取了石油部李聚奎和地质部李四光等人的专题汇 。然后指出：“石油勘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就是要选好突击方向，要处理好战略、战役和战术三者之间的关系，重视勘探布局的经济效益。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查一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大领导的指示像一盏明灯，更是吹号令。

石油、地质两部立即确定主攻松辽盆地，提出“三年攻下松辽，尽快在我国东方找到油田”的战略目标，坚决不辜负领导们的厚望，尽快解决我国极度缺油的困局。

1958年2月底，李聚奎授衔为开国上将 ，重新回到军队工作；接替李聚奎部长一职的是余秋里，他也是个老革命，1955年授衔为开国中将，是主席亲自点将、鼓励他出任石油部部长。

余秋里在1936年红军长征至乌蒙山区时，时任18团政委的他率部阻击国军，战斗中左臂中弹，仍继续指挥战斗；因缺医少药，在拖延了192天后，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就这样成为了“独臂将军”。

余秋里任部长一干就是7年，带出了一支善打硬仗的劲旅。他组织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口号，发现、宣传和培育了先进典型“铁人”王进喜，艰苦奋斗开发建设了大庆油田，这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伟绩下面将接着讲述。

1958年4月，石油工业部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5月升级为松辽勘探处；6 月，松辽勘探处再度升格为松辽勘探局，先后从四川、西安、玉门、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抽调来1000多名职工，以加强松辽的勘探力量。

石油工业部在松辽盆地组织了地质详查队、研究队、钻井人、重力队、测井队等各类勘查队32 个，配备3200米钻机 2台、中型钻机 l台、1000米浅钻机310台，力争大干快上，尽快找到石油。

抽调人员中，就有从石油工业部西安地质调查处来的26岁杨继良，他是大庆油田最初的地质室主要成员之一，为设计最初的三口基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