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节看农业：中国的难题

9月23日是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央政治局节前专门举办了一场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学习活动。

在这个节日里，作为资深农民，我要用农民的眼光说出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的忧思。

7月份，我到浙江缙云和几十位研究“三农”的博士们交流过对中国“三农”发展的一些看法，这篇稿子的内容主要来自那次演讲。

中国的传统节日、政治性节日、洋节比竹节还多，为什么还要设立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官方的说法是：在乡村振兴开局之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当其时，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和重要推动力，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营造重农崇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这个节日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

节日放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正是瓜果飘香谷满仓的丰收时节。从时序上看，秋分既是秋收冬藏的终点，也是春耕夏种的起点，把丰收节放在这样一个农事轮回的起点上，体现了当代中国人“不忘初心”、尊重自然更替节律的意思，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尊重。

从官方的说法里，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一点：“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关键词不是“丰收”而是“农民”，丰收是一个喜庆的外壳，农民才是“借壳上市”的主体，这个节日与其叫丰收节，不如叫农民节；节日的主题也不只是欢乐歌舞庆祝丰收，更是为了提醒全社会要更重视“三农”，喜庆的表面后面有着沉重的内涵。

90年代，村里从山沟里引来了自来水（现在已经废弃），我父亲高兴得捧水就喝。

一、中国为什么在此时特别重视“三农”？

为什么此时的中国要格外重视 “三农”？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方案，为何重视“三农”实际上就是在问为何此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城市是欧洲，农村是非洲”，倾斜的城乡版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农业自然禀赋的不足，严重制约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一些长期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城市快速发展的“虹吸效应”又造成了“空心村”等新的问题，农业国际化越来越迫近的步伐又给中国带来新的压力。乡村振兴战略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用全新的思维解决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老病新疾。

此时高度重视“三农”、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认为至少有几个理由——

1、“三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底座，这个底座安稳了，底座之上的中国社会大厦才能安稳。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中国发展最明显的短板还在“三农”，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还是农业农村，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体现。城市是中国足球场上的前锋，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是它的重要任务；农村是足球的后场，是后卫，是稳定极，负有化解经济动荡、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一个像筛子一样漏球的后防线，前锋再能进球也很难赢得球赛。城乡二元发展，960万平方公里的足球场本来就严重倾斜，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缓解了“三农”中的一些问题，又制造了“空心村”这样的新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成为极易引发地震的断裂带。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方面的任何冲关动作，都要以底线思维为出发点，不输就是赢，保持城乡平衡发展就是一根重要的底线。

2、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动能。

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也进入震荡期，川普在这个时候发难，也是瞄准了我们的经济正在爬坡过坎。中国急需寻找经济发展新的动力，乡村振兴，刺激消费，扩大开放，可以作为我们对付川普的一个“联对”。与其牺牲环境、牺牲劳工利益去伺候一个地球上的“公子哥儿”，还不如用这些来解决我们的发展失衡问题。如果我们让广东浙江赶上日本、让湖北湖南赶上广东福建、让贵州青海赶上湖北湖南，我们的经济该有多大的成长空间！当然，外贸有外贸的意义，不能完全用内需来取代。

3、从中国农业本身的发展历史逻辑看，现在也到了需要一揽子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了。

农业越来越国际化，不再是关门种田、“帝力于我何有”的时代，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面前，我们农业禀赋差、农业生产力低的弱点暴露无遗，中国人的饭碗能不能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始终是一个问题。中国是大豆原产地，长期是产量最大的国家，现在却沦为国际大豆的倾销市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很多农产品有类似的处境，比如棉花。中国的农业产业本身需要全面升级，我们的“三农”发展面临许多根本性、全局性的难题，一个资源禀赋不自信、技术制度不自信、农业文明不自信的中国，那就只能是农民惶惑、消费者疑虑、决策者忧心。

4、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现在有条件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源。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大概是1977年，老华同志提出在1980年要基本实现中国农业机械化，我一直在等那不用弯腰插秧的时刻，大家都知道，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才真的实现了农业的基本机械化。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们在理念、技术、资源各方面都为解决“三农”中的一些难题准备了条件，比方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长期“剪刀差”就像一台抽血泵，将农村的血不断抽到城里，现在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让我们完全可以用能力用调整价格体系、转移支付等办法反哺农业。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四十年改革实践，也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众多的经验，比如在解决土地制度方面的“三权分置”，为提高生产力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等新的农业生产主体，都为解决“三农”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探索。

5、领导人的经历和情怀，为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足够的意志和智慧。

任何人的视野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一点无需展开，大家可以到梁家河和浙江去体会这句话的含义。70年代的梁家河村应当是中国“三农”的典型样本，一个人在人生最好的岁月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七年，那一定对“三农”问题刻骨铭心。浙江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走在了前列，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更是为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样板。

我的外婆桥。桥在湖北省英山乡杨树堰村的山涧上。

二、数说农村：你不知道的城乡差距

如果说上面几点还是理论的推导，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今天的“三农”问题特别是在城乡差距方面问题是多么严重。

农民收入提高难。中国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从2013年16648元扩大为2017年的22964元，农民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也是最低的甘肃的3.37倍，地区差距也没有缩小的迹象。我认为，农民收入增加难主要有三个原因：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没有上行的空间，反而面临下行的巨大压力；农村发展新产业难，增加收入的路径狭窄；经济转型也让农民打工收入锐减。

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不少农村的小孩上学要到县城去，结婚首先在城里买房；每年有2.87亿农民工外出打工，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不少村庄出现空心化、空巢化。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2.71:1，贫困地区人口收入更低。

农村农村人居环境尚未根本改观，农村生活环境的“脏乱差”面貌却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大中城市居民家里冲水马桶普及率已经很高，全国还有近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没有集中收集处理，80%的村庄缺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农户比例不到一半。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少。约1/3的行政村通组道路没有实现硬化，在公共服务方面，城镇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标准是农村的5倍，城镇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是农村的将近3倍，全国农村地区有12.6%的户所在自然村没有卫生站，有18.2%的户所在自然村不能便利地上幼儿园或学前班，有15.4%的户所在自然村不能便利地上小学。

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式微。一些传统的、优秀的乡村价值文化逐渐式微，很多农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认为只有城市才是先进的、农村是落后的；一些农村不良风气盛行，还有的地方农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宗教渗透，严重影响乡村风气。

三、乡村振兴中面临的难题

去年10月18日，十九大 告提出乡村振兴规划，为解决中国新老“三农”问题提出了迄今为止视野最开阔、思路最科学、投入最多的一个综合性的方案。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抓住了“三农”问题的关键点，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了着力的方向。一年来，各地坚持改革创新理念，积极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涌现出一大批典型样板。

这么说来，乡村振兴就是一马平川，只要稳步推进就行了？

远不是那么简单。

到目前为止，乡村振兴总的来说还只是起步阶段，很多问题我们只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模糊方向，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很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一定会冒出新的问题。

有问题不可怕，“三农”本身就是问题，甚至中国本身就是个问题，乡村振兴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是科学、务实地面对问题，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制造新问题。

在振兴乡村实践中，我观察到解决下面一些问题是当务之急：

1、乡村振兴的目标和路径是什么？

仅从文件看，有关“三农”的几乎所有问题我们差不多都有对策，但这些纸面上开出的绚丽花朵，一旦移栽到乡村广阔的田野上，你就会发现它们根本无法存活。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振兴？没人能回答。乡村振兴目标不明确，下边做什么、怎么做不明确。

乡村振兴涉及产业、社会建设、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极其复杂，如果把这些元素放到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作用，交叉碰撞出的难题会以几何级数的增加。比如说乡村振兴的前提首先是要脱贫，很多人把脱贫看成是经济发展问题，这没有错，但是面对那些财商、智商、专业技能底下的人，仅仅给钱或者发展产业能解决问题吗？不行，扶贫还是人的发展，是人的革命。人的革命又怎么进行？这是一个更高级的难题。

乡村振兴中类似的要系统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乡村的很多投资项目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一同考虑，现在有些投资只考虑目前农村的发展需要，与今后城乡的融合发展难以衔接，造成重复投资。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很多难题既是我们要攻克的目标，同时又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前提。比如上文提及的适合今天中国现实的农业文明还没有成型，农业文明既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同时又是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还面临着一时很难解决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也只能用现有的经验一步步往前趟。比如说土地制度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三权分置”很难说是终极方案。再比如说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法治的主体是谁？是那些横行乡里的名为村官、实为村霸的人吗？德治和自治的基础是善良的人性和乡土文明，这些东西早在市场经济和农民出外打工的过程中丧失殆尽，重塑乡村文明的资源、路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心里无数。

2、谁来制定振兴规划？

制定乡村振兴规划的任务目前主要由政府来承担，但你真的以为政府官员们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准备制定这些规划吗？

中国的广袤乡村千差万别，乡村有多少条小路，我们就有乡村振兴就有多少差异化的问题要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提供一个统齐划一的乡村振兴方案。以发展产业为例，各地农业禀赋不一样，有的适合发展这种产业，有的适合那种产业，有的地方根本没有条件发展产业。“产业兴旺”五个字相当于说在江淮之间要打一个淮海战役，但这仗该怎么打，有千百万个具体问题要解决。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现在一些宏大的方案，一刀切，往往无法针对农村差异化的现实，解决具体的问题。有些由于一刀切，反倒切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厕所革命”，牧民流动性强，我们不可能让牧民跑几十里地回去上厕所。

3、谁来落实这些方案？

全党重视，能代替农民种地、脱贫、乡村文化建设吗？不能。光棍村如何解决？农村环保产业化的市场主体是谁？乡村振兴政府无法承担无限责任，它的主题应当是农民，农民自顾不暇，在空心村里甚至连人都没有，农民怎么振兴乡村？至于各类市场主体，它们也要有存活发展的空间，乡村现有的条件很难吸引到大量的企业到那里谋发展。

4、人财物等资源从何而来？

要恢复湿地的生态，补水是最前提，要振兴乡村，就要让资源回流到近乎干枯的田野上。让人和资源回流乡村，不能靠忽悠，要有实实在在让人能干事的投资环境。增加培训，拓展融资渠道，解决用地问题，留得住项目，才能留得住人。只有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乡村振兴才会是有源之水。在乡村振兴中怎么把年轻人和能人招回来，让他们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这在资源短缺中是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5、具体的实现路径和模式从何而来？

有很多乡村振兴的工程，我们有了思路，但找到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还需要艰苦摸索。比如农村环保，我们就很难找到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环保产业发展模式，包括建设主体、技术、可持续运营方式等等。

6、乡村振兴的主体主要是农民，不能越俎代庖。

我们现在听不到多少农民的声音，越俎代庖的方案，农民能不能理解、认同、执行？如果农民的参与程度低，干部干，农民看，乡村振兴规划就很难持久。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的乡村振兴，上层热情很高，农民不热不冷。

7、现在的乡村振兴成了一种运动，很多人把它当成政绩工程，认识短浅，简单操作。很多干部并没有专业的准备，在严厉的追责机制下，只好瞄准短期目标，形式主义，应付差事。

难题不计其数，在7月中与博士们交流的时候，我列举了众多乡村振兴的具体难题。比如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我就总结出了线面一些问题——

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主体。农业中的很多问题一方面需要市场配置资源，一方面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来统一规划和领导。比如，社保、教育、文化等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保证农业发展的系统建设、系统规划、基础能力的建设，农业的产业规划，灾减灾制度等等，没有统一的领导主体，很难完成这些系统工程的建设。

缺少现代农业生产主体：农民不知道种什么、卖什么，完全是靠天吃饭，对变化的农业不知所措，远未成为市场主体；很多新型农业主体比如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也只不过是面对市场风浪手足无措的大散户。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还未建立。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的经营体系，这些条件我们远未具备。我们很多农产品产业化发育程度低，有的急需的关键产业几乎是空缺。比如说农村环保的产业化问题：秸秆处理技术不是问题，产业化才是问题；互联网、智慧农业、社会化服务，很多领域都没有解决产业化、体系化建设。

最为明显的市场体系建设不充分，成为“卖难”频现的重要原因。小农经济在中国将长期存在，在小农经济和大生产、大市场之间谁是桥梁？农业大数据就是让农民看见市场、让市场看见农民的基础工程，这项工程谁来做？在生产主体和市场之间没有足够的桥梁，农业生产成了盲人骑瞎马，供给侧改革今年改种水稻和土豆，明年种什么就没人告诉你了。

90年代初，我的父母。乡村振兴就是要让千万个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亲远离穷困，生活幸福。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挑战。中国有59.6万个行政村、317.1万个自然村，地域差异大，发展起点不同，还有3000多万人口没有脱贫，实现乡村振兴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要解决三农发展中一些痼疾，又要解决发展中国出现的新难题。历史的重担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没有人能给我们充分“备战”的时间，我们只能“以战代练”，边干边学。

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为解决问题做了哪些准备、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问题。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就会不断取得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