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
作家 / 阿乙
蒲松龄式的中国乡野，卡夫卡式的突如其来，博尔赫斯式的斑斓凝练，糅合为一种新异的风格。阿乙最新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里的这些故事像一个个考古遗址，在苍茫的结构中，试图暗示人类的将来与过往。
《骗子来到南方》里的十三篇，分为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五种形式。阿乙以简净的文字和奇妙的想象，讲述了一个个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他说，社会新闻和民间故事给了他灵感和新的突破点。最终，他以自身语言的手艺将这些沉重或虚空的故事编织到了一起。
《骗子来到南方》是阿乙的最新小说集，比起之前的小说集，这本书里的故事更结实，语句更凝练，质量更均匀，总体上更突出奇幻诡异的风格。
阿乙小说一直比较在乎故事性，这是对读者非常友好的一面。阿乙不仅讲故事，而且总是尽力去讲好一个故事，使读者能获得阅读快感。这在《骗子来到南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本书似乎回到了中国志怪小说的传统，同时又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的再创造。蒲松龄式的中国乡野，卡夫卡式的突如其来，博尔赫斯式的斑斓凝练，糅合为一种新异的风格。这些故事像一个个考古遗址，在苍茫的结构中，试图暗示人类的将来与过往。
阿乙小说带来快感的一个核心因素是作品中的“侦探感”。这可能与他曾担任警察而养成的职业习惯有关。他的小说善于从开头就营造一种“有事要发生”的势能，一下子就把读者抛入一个陌生的场景，带有“开始探索”的强烈暗示。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就是一个挖掘谜底的过程。
阿乙故事的底部往往是带有“锚点”的。故事里的“锚点”意味着一个能固定住故事的情节，尽管故事像一艘船一样，还可以在四周飘荡伸展，但终究牵系于它，围绕它盘旋。我常常从阿乙的叙述，倒推引发他写这篇故事的锚点。比如《表妹》这篇，可能就是由胖人肚子上肉的重叠像一条蚕引发的联想；《想学魔法的孩子》的锚点，是一种有趣的说法：一个孕妇其实是四眼人，因为她的肚子里还有两只眼睛；《骗子来到南方》的锚点，是由修路时挖坑产生的联想：被埋在路坑里人，一旦被封上柏油方块，一定极难被人找到。
阿乙小说的取法对象，一方面，他从街谈巷语、口耳相传、民间传说中获得故事资源，获得民间那种骁猛、野蛮的生命力。他的小说素材有许多是听来的故事，以前的作品《杨村的一则咒语》《虎狼》《午后》“奇谭系列”等莫不如是。这本集子里，关于孕妇是“四眼人”的说法应该来自于某种民间智慧，骗子唐南生的骗术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的传销手段。在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里，阿乙提到他曾听说某人因为“两斤猪肉”而死，本集中的《生活风格》便是一个因为“一块好肉”而死的故事。
另一方面，他从那些已有的文学经典中学习叙述人类经验的方法。《愤怒》和《育婴堂》是毫不掩饰地向前辈致敬之作。《愤怒》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语气、结构形态、人物特征处理一个县城地痞斗法的故事，这种戏仿非常的黑色幽默，充满戏剧的张力，妙趣横生。这次改写是对《伊利亚特》经典性的一次佐证，说明在它的叙事中潜藏着可以移植的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公式、定理。《钩子》是向博尔赫斯致敬的作品，尽管阿乙曾多次责备博尔赫斯过于精致。《钩子》的核心情节是如何在绝境中传送出关于叛徒的情 ，被杀头的人要求在自己的胸口写一个“人”字，这个要求当然不被满足，但这件刑场轶事已然传开，团伙里明智的人醒悟到被杀头的人要传送的是一个“火”字，从而知道了叛徒是谁。这种以身体传送情 的方法，正是博尔赫斯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
电影《阿凡达》剧照
他的工作于是变成了一种努力，努力编扎愈加结实的作品，以在广大的虚空中获得牢靠感和较为持久的欢乐。是的，这本书中的篇什，不止一次使我联想起电影《阿凡达》中漂浮在空中的山峰和岩石——沉重与虚空以一种美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作品选读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和我一同出闸口的不足十人，我们作为一支渺小的军队行走在有二十几亩地大的广场。一块块、足有四十万块正方形的大理石砖拼凑成它。广场边缘停靠几十辆出租车。一些司机跑来揽客，其中一名说：“一位一位一位嘞，你一来咱们就走。”但在走近后，我发现车里并无其他乘客。“你再等等，再等一位咱们就走，”他说，“或者呢，你加五元钱。”
“行吧，加。”我说。
汽车经过占地面积达六十亩的市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有一万三千个座椅，是中乙一支球队的主场， 道说常有数千人观赛，我去过两次，都只有几百人。在体育公园和高铁站周围，是挖开一半的山体，露出整整一面的红土，远望过去，会发现它有一种往下不知为何的呆滞感。汽车通过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北上，经过人去楼空的钢管厂宿舍，右转，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毗连红乌站的永修路。过去，永修路叫农商街。几乎在红乌站建成的同时，农商街夹道建起两排三层的商品房，我父亲在路北买下一幢，左邻姓梁，右邻姓温，如今这两家均已易主。我祖母和父亲都是在这幢屋内辞世的。他们在生前最后几年饱受疾病折磨，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喉结那还鼓动一下，呕出一口黑血。母亲有一次说，她听见死去的我祖母在阴暗的室内一边摇扇一边走动，不停地诅咒她。买这幢屋是我父亲一生所做的最失败的决定，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能站在事情面前认真分析。我仿佛听见开发商对他说：“就差你一家了，你住进来咱们就和自来水公司签协议，接通自来水。”或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后来因自来水久不能接通，农商街居民在房子里掘井、装手摇水泵。我记得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弟弟，每天不得不手握摇杆，各自压够两百下，好让鼓着大腹的粗陶缸注满水。我们都责怪对方压的次数不够，在偷懒。我一边压，一边望向盖住天井的玻璃。光线透过它照下来。我在想：“还有比这种枯燥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后来我在越来越多的名人著作里看见同样的感慨，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要么说“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要么说“我想，几天之后，囚犯就会上吊”。最近我在读韩炳哲的《娱乐何为》，发现在第五十一页，编者提供了这样的注释：“埃古普托斯希望自己的五十个儿子娶他兄弟的五十个女儿，达那俄斯被迫同意，但却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四十九个女儿遵命而行，因犯罪恶，被罚日夜打水，而水缸永远不满。”我记得自己在参加警校新生军训时，因无法忍受教官命令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做同样的动作，而选择罢训。2002年，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我辞职离开红乌。
我走入在永修路30号的家。我要在这住上些时日。父亲是三年前辞世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获得自由。葬礼结束后，我们从她脸上看见一种被解放的欣喜。十三四岁，她就开始照料自己的父母。后来和我父亲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她将五个孩子照料大，又开始照料孩子的孩子一共五人。此后，她又开始照料卧床的我祖父、我祖母和我父亲，直至他们先后辞世。现在，虽然被糖尿病、心脏病折磨，她仍然享受一个人待在家、自由自在的感觉。她掌控着这幢房子。没人能把她请走。
天井下的水井已填上，地面贴着像河水一样呈亮灰色的瓷砖。这块地方应被视作穿堂，连接着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注意到卫生间贴墙安装着一根水管。水龙头的扳手开关被转到一个位置，水从出水口滴滴流下，坠入水桶。我想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生活伎俩。单位时间出水量虽少，但水表内红三角不转，因此不用缴费。况且只要不管它，一上午的工夫，它就准能给你蓄满一桶水。要到解手，我才知事情并非如此。从马桶水箱压不出水。我得用瓢到水桶里舀水，冲掉秽物。“是水只有这么大，厨房的水也只有这么大。”母亲说。我将厨房水龙头的扳手开关几乎转到顶头，发现水流也就细线那么大。母亲说：“这还算好的。一到大家煮饭、洗衣，就更没水。早上打开水龙头，水还是黄的。要放一阵子，水才清了。”
“那怎么生活？”我问。
“慢慢积水呗。过去在农村，没自来水不是一样生活？”
母亲说。
母亲提到，隔壁邻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处理的办法是在家里装上价值四五百元的增压泵，或者在楼顶装水池（一说水塔），将水抽上去贮存，使用时再输送下来。具体原理我不懂，也未去实地察看。我只听母亲嘟囔，自打邻居这么干，分摊给我们家的水就更少了。
将洗澡时，我打开热水器，发现只有少量的水像伤口的血一样，从花洒浸出来。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澡堂，发现原本建在电池厂和通江东路的两家扬州洗浴中心已经关张。司机说：“家家户户有热水器，谁愿意来澡堂洗？”最后我到宾馆开钟点房才洗成澡。
我决定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年轻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屋，也不见得齐心。”我说我总得试试。我从网上搜到自来水公司客服电话。能判断出接电话的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姑娘。我们命名她为A。A说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让我记下维修部号码。我没听清，她耐心复述。我拨打至维修部，接听者是一名年过而立的女人。我们命名她为B。B心中有无尽的烦躁。之所以说话还礼貌，是出于谨慎（比如：万一来电话的是巡视组的什么人呢）。这种礼貌异常冰冷，甚至可以说寒气刺骨。她让我打电话至北郊分公司。我查找到该分公司电话，拨打过去。接听者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姐。她冲着我的耳膜大喊：“你做么事？要做么事？”
“我要修水管，我屋里快没水了。”我说。
“你不懂拨打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吗？要我教？”她说。
我们命名大姐为C。C叫我找A，A叫我找B，B叫我找C，如此沿一定路径不停流动，情况有点像矿井里的“循环风”。
我知道这条路在故乡无法走通，毋宁说是确认它走不通。不久，我与初中同学吃饭，聊及此事。胡漾说有朋友叫何辉东的在自来水公司。胡漾拨打何辉东电话。胡的手机底部有一排孔眼，从孔眼里传出何辉东的话：“你说的事我能不办吗？”
《骗子来到南方》
阿乙 / 著
译林出版社
2021年4月版
配图：出版书影
1981·文学 40周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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