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旧事-城的防火
1913-1914年禹王台侧面，凡尔纳摄。宋喜信供稿
中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中国城市发展计划》中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退耕还林，我国城市人口比重2010年将从目前的30.9％增加到40％-45％；202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50％，2050年城市化水平为60％-70％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未来的几十年，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地时期，城市人口朝密集型方向发展，城市建设与发展按可持续化要求必然走内涵式、集约式发展模式，建设“紧凑型”城市。到时，我国城市人口将大幅度上升，城市建筑密度增大，地下工程和高层建筑增加，特别是30米以上的、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将是城市建设的主流，就目前我国的消防装备状况，还不具有控制30米建筑以上火灾的扑救能力，不仅我国乃至世界上消防装备精良的美国，事实上扑救能力也很低。在美国9.11事件中，面对被大火肆意吞噬的世贸大厦，美国消防部队亦束手无策，300多名消防队员被大楼埋葬。
以史为鉴，让我们看看北宋东京城的城市防火。据载，东京城的外城始建于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长50里165步，城墙高4丈，宽5丈9尺，有12个城门。内城（又称阙城）始建于唐建中二年（781年）周长20里155步，共有10个城门，2个水门。东京城的大内，即皇城，始建于宋建隆三年（962年），周长.5里，共有6门。城墙原为土筑，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为砖砌。政和三年（1113年）在大门内外北边开始兴建一组园林式的建筑群，计有7个大殿，15个阁楼，名延福宫。
北宋东京城的火灾。据元脱脱等撰《宋史·五行志》记载，两宋三百多年内，全国各地的大型火灾有200多次，主要是在京城及各州县城镇发生的。都城东京乃火灾事故多发地，大火44次，其中严重的有：雍熙元年(984年)五月，汴京的乾元、文明二殿火灾。初夕，阴云雷震，火起月华门，第二天早晨才止。雍熙二年（985年）九月，楚王元佐宫火灾，燔（fán，本义：焚烧）烧房舍数百区。大中祥府八年(1015年)四月，荣王元俨宫火灾，火借北风，延烧左承天祥符门、内藏库、朝元殿、乾元门、崇文院、秘阁、天书法物库，内香藏库，许多珍贵的文书被焚。天圣七年(1029年)六月，玉清照应宫火灾。玉清照应宫是大中祥符年间，日役工数万，费时七八年建成的，凡三千六百一十楹（楹：柱也。又计算房屋多少的单位，一列为一楹），除长生崇寿殿外，延燔殆尽。明道元年（1032年）八月，大内火起，烧毁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开封府火。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宗室宫院起火。元祐六年十二月，开封府亦有大火。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宗室宫院大火。重和元年(1118年)九月，掖庭大火，自夜达晓，大雨如倾，火益炽，共毁五千余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焚死者甚众。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尚书省火，延烧礼、祠、工、刑、吏部。以上仅是东京城大型火灾的典型，此外还有不胜枚数的中小火灾。
据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建国伊始，宣布承受周禅，周以木为德，木生火，所以宋以火德王，色尚赤，这被作为国家大典规定下来。康定元年(1040年)，又在南京即河南商丘设坛祭祀火神，定时祭拜。徽宗当政，又建造了：火德真君殿。任何违背火神象征和辱骂火神的作法，都是不允许的。皇帝常从火灾联系自己的施政弊端，加以反省，广开言路，征听臣下的批评建议，并形成制度。宋真宗甚至还下诏有：《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
北宋东京城火灾的起因。唐朝实行的是坊市分离的城市建构，无论坊或市都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使之成为城市中的基层管理组织，并制定了种种严格的法律条文。唐人长孙无忌等编修《唐律疏义·越州镇戍等垣城》有：越官府廨[xi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非时擅开闭者加越罪二等，处徒二年。入宋以后，坊、市作为城市构件的基本载体已走完了历史进程，形成坊市合一的城市新貌，在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东京城市街道两旁民居、店肆及官司衙门层层相依，紧紧相连，既反映出街道载体职能的丰富多样，又显现出东京建筑的拥挤和杂乱。坊市制度的崩溃源于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这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但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东京主街道一般宽15至20米，此外尚有密如蛛网的小巷，狭窄的街道两旁店楼密列，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就可能蔓延成熊熊烈火。开放的商业街市与居民住宅区粘连相通，增大了防火、救火的难度。火灾蔓延的教训时有发生，如《宋史·五行志》有，建隆三年（962年）五月：相国寺火，燔舍数百区。明道元年（1032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
北宋建国，天下统一，吴越钱倜、闽国陈洪进、南唐李煜、西蜀孟昶等纷纷纳土归附或被迫投降。他们及其众多大臣携带妻妾子女，举族北迁，东京城内大兴土木。赵匡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黄袍加身”历史重演，说服石守信、王审琦、赵彦徽等大臣：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成为王公贵族、官僚大臣兴建宅院的首选之地。宋多次扩建皇宫，以宋徽宗时规模最大。《宋史·地理志》记载，政和三年(1113年)春，新作延福宫于大内北拱辰门外。后苑西南之地现作为百司供应之所，而原先的：内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辔等库，悉迁移它处，又迁两僧寺、两军营；作为新宫之组成，扩大了宫殿的占地面积。精心设计的亭台楼阁，与狭窄的民间巷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有：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商业的发展使侵街现象难以遏制，以至惠民河的河桥上也：开铺贩鬻[yù]（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政府对侵街虽一再制止，但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在临街开设邸舍。东京城的城市面积只有唐长安的一半，而人口数量却远远超过唐长安。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街道坊巷有如蜂群蚁涌般的人潮，在沿街店铺及一个连着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麻麻的院落或住宅错杂其间。密集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京城的大部分空间。居住拥挤，易酿成烈火肆虐。宋王安石《安石全集·外厨遗火二绝》有诗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青烟散入夜云流，赤焰侵寻上瓦沟。门巷便疑能炙手，比邻何苦却焦头。
东京商业活动形式灵活，丰富多彩。有以铺席为中心而形成的商业区，也有许多行商走进东京的大街小巷。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有：马行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又：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就经营时间而论，每日开张的店肆自不待言，夜市已成为东京商业的组成部分。宋初夜市只允许到三更以前，宋中叶以后，夜市就不再受到时间限制了。《东京梦华录·酒楼》有：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又：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还出现了专门夜间经营：至晓即散的市场“鬼市子”（《东京梦华录·潘楼东街巷》）。而：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向晚灯烛萤煌，上下相照；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东京梦华录·酒楼》）。长时间的劳作容易倦怠，降低了应付火情的灵敏度，火灾一旦发生，极易蔓延。
东京城内，许多百姓家作佛堂，香灯不息。《宋史·五行志》有，京师的佛寺有相国寺、上方寺等50余处，其他祠、庙、庵、院等60余处。建隆五年（964年）：京师建隆观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宗正寺大火。从景祐初至庆历中(1034-1044年)的十年间，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详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如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太平兴国寺火起阁中，延燔开先殿及寺舍数百楹。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开宝寺灵感木塔火灾。木塔被烧五年之后，皇祐元年宋仁宗下诏重建此塔，并改用防火的琉璃瓦作建筑材料，铁塔高55.88米，平面作八角形，13层楼阁式，底层每面阔4米多，向上逐层递减，层层开设明窗，一层向北，二层向南，三层向西，四层向东，以此类推，其余皆为盲窗。设计明窗，除有采光、通风、了望之用，还能减缓强风对塔身的冲击力。
北宋东京城的防火。为应对频发的火灾，东京城成立了一支专业的防火队，称：潜火队。《东京梦华录·防火》记载，京城每相隔约300步设立军巡铺一所，住铺兵5人，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防查火情。亦有：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望火楼对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性的意义，元明清时期的城市中均设有望火楼。潜火队：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此外，还有水囊、唧筒等灭火器具。在所有的灭火器具中，唧筒值得注意，利用它来射水灭火，相较于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泼水或掷水，是极大的发展。竹制唧筒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
城中有不少高层建筑，灭火经常要用梯子。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崇政殿宿卫士作乱时，即用：救火长梯登屋入禁中。救火长梯足可以够到皇宫的高屋顶，一般的房屋墙垣更不在话下。宋代制定了一套灭火规范，《东京梦华录·防火》有：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 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所谓马军奔 ，即城内专门有 火警的快马，称为：望火马；厢主即都巡检。潜火队员平时分区巡逻值勤，各负其责，一遇火情，则一起出动，甚至还调动驻军参加扑救。然，发生火情后，民户常常要等都巡检率潜火队来后才开始扑救，延误了救火时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月仁宗下诏：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 廵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士兵、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宋会要辑稿?兵》）。还有，天圣九年(1031年)正月，仁宗听说：都辇闾巷，有延燔者，火始起，虽邻伍不敢救，第俟巡警者至，以故焚燔滋多；颁布诏令：京城救火，若巡检军校未至前，听集邻众赴救，因缘为盗者，奏裁当行极断（《宋会要辑稿?刑法》）。依靠大众使大部分火灾在初始阶段就被控制，效果显著，宋袁褧[jiǒng] 撰《枫窗小牍》称：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另外，还有经朝廷特许，专为某机构或官宅成立的救火队，名目不一。如熙宁八年（1075年），为防止斩马刀局工匠暴动事件的重演，曾差兵士百人，分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元丰八年(1085年)，宣仁太后修北宅，其母李氏要求仿仁宗曹后创南宅之例，特置一个潜火铺，这说明贵族宅第亦是有专门防火队的组织。
宋代以法令的形式颁布诸多防火条例，贯穿了“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一灯火管制相当严格。灯火香烛是引发灾情的重要导火索，许多火灾发生在深夜：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jiào] 祭者，必先关白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之后也（宋魏泰《东轩笔录》）。东京夜市必须在午夜前熄灭灯光火烛。若遇有特殊情况必须夜间点燃灯火者，要预先向都巡检 告并获得批准，否则将严惩不贷。二对火灾易发地采取防范措施。《宋史·五行志》有天禧五年（1021年）四月：事材场火。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月：左天厩坊草场火。政和三年（1113年）五月：京师大盈仓火。仓库、草料场、木材场等是火灾易发的场所。《宋会要辑稿?刑法》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颁布诏书：皇城内诸司，在京百司库务，仓草场，无留火烛，如致延燔，所犯人自官吏悉处斩，番休者减一等。用严刑重罚来防范火灾的发生。三对防火队员制定了奖惩机制。队员因巡察失职而造成恶果，轻则降职，重则处死。对救火有功的人则给予奖赏。清徐松撰《宋会要辑稿?瑞异》有，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一月，内酒坊火。太祖即下令：诛内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于厚载外，工匠50余人悉命斩于诸门。后：经宰相等极言谏止，乃追释之，获免者十有二人。
宋魏泰《东轩笔录》有，熙宁七年（1074年），元绛为三司使，宋迪为三司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药，而遗火延烧计府，自午至申，焚伤殆尽。方火炽，神宗御西角楼以观，是时章惇以知制诰判军器监，遽部本监役兵往救火，经由阁楼以过。上顾问左右，以为对。次日，宋迪夺官勒停，三司使元绛罢官，以章惇代之。其他“坐不能救三司火”的，有马军副都指挥使贾逵，旧城里左厢巡检孙吉，右厢巡检张忠各降一官。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新城里左厢巡检顾兴，右厢巡检石邑，开封府判官吴几复、勾当旧城里左厢公事魏中孚，各罚铜四十斤。在救火中，也不许有人干扰，否则处罚亦重。仁宗时，一次京师：闾巷火作！权知开封府包拯亲临现场指挥：有无赖子相约乘变调公，亟走声喏于前曰：取水于甜水巷耶？于苦水巷耶？公忽省，亟命斩之。由是人益畏服。还有：救火队伍可以不给官吏让道。宋律原规定，平时军民与官员，小官与大官路遇，有避路让道之礼。大中祥符元年（1015年）二月诏：自今文武百官，内庭出入，道路相逢，一准仪制，命妇车舆与文武官相遇，亦须回避。由于救火，任务急切，宋律才附加一条：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驰过。
由于采取重奖重惩措施和灵活政策，潜火队员在巡检时亦能恪尽职守，所以救火时军民奋勇争先，提高了效率。可以看出，北宋的专业救火队伍已相当先进，组织严密，设备齐全，法制完备。政府对防火高度重视，管理制度较有成效，为后世的城市消防制度开创了先例。
